我在奥斯汀请客,我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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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称这一效应为社会性懈怠。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团队中个人的效率无法直接看到,而是与团队融合在一起的。划桨手身上存在社会性懈怠,而接力赛运动员身上却没有,因为接力赛时每个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性懈怠是一种理性行为:假如使出一半力就行,又不会引起注意,为什么要使出全力呢?一句话,社会性懈怠是一种我们让自己亏欠所有人的欺骗形式。这一欺骗大多不是故意的,而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就像马拉车一样。

我不再喜欢吃辣条了,和辣条有关的创业记忆也伴随着紧张的中考远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又好像一切都确确实实不同了。

戴维告诉我,吃时如果在小饼上抹点蜂蜜,撒些肉桂粉,味道就更不一般了。我确实认为费尔斯汀先生的小饼不同一般,我看重的是他的心意和劳动。

一同拉一根绳子的人越多,个人的贡献率就越低,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它没有降为零。为什么不是完全懈怠?因为零效率会引起注意。我们能细腻地感觉到,懈怠到什么程度不会被看出来。

我想,等我长大了,我大约还是会创业,做我想做的事业。但长大还太遥远,在当时当下,我能预想的是,上了高中,我肯定不会再做生意了。也许,我是一个怪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个想要交朋友的怪人。

虽然我在奥斯汀请客只花了十七美元,但我的收获远非金钱可以计算。黑尔斯夫妇和费尔斯汀一家让我体味了对待吃饭那真正的郑重态度,那是一种钱和排场以及过分的自谦都无法代替的郑重,它本是人与人之间融合感情的一种美妙途径。

出于同样的原因,团队有甘冒比个人更大风险的倾向,人们称这一效应为风险分摊。事实证明,团队讨论会导致做出比人们独自做决定时更冒险的决定。因为大家都会想:“一旦出事,不是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因此,在涉及巨额资金的公司和养老保险机构的战略团队里,风险分摊的想法无疑是危险的。

一年后,我也毕业了。凭借编程竞赛的加分,我也考进了排名靠前的高中。

午餐结束时,费尔斯汀全家郑重地向我表示感谢,费尔斯汀先生说:“你知道吗,以后每当我们路过贝尔特就会想起你,我们会对人说:这就是铁凝请客的地方。”费尔斯汀先生这种亲切、幽默的感谢方式令我很受感动,我感动是因为在人类情感日益粗糙的今天,费尔斯汀一家能够这样细致、专注地欣赏别人的好意。

社会性懈怠不仅出现在体能效率方面,我们在精神上也会懈怠,比如开会的时候。团队越大,我们个人参与的程度就越低——一定大小的团队,当效率達到一定水平时,就不会继续下降了。此时一支团队有20人还是100人,再也无关紧要,因为每个成员已达到了最大的懒惰度。

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主要是因为我爸妈对我卖辣条的事表达了默许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对我而言是个不错的锻炼机会。

我很想用请客的办法来表达我对费尔斯汀先生一家的感激,我说出了我的想法,并告诉他们我不熟悉这座城市,请他们帮助我选择一下餐馆。费尔斯汀一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接着全家人便坐下来替我选择餐馆。他们为这件事讨论了很长时间,我觉得那时间的长久和他们神情的郑重不亚于中国一些重要部门的决策性会议。最后他们终于做出了决定。

可是,团队的效率比个人的效率高,这种流行多年的观点又是从何而来?也许来自日本。30年前,日本人用他们的产品征服了全球市场。企业老板们仔细研究这场工业奇迹,发现日本工厂是以团队为单位的。于是人们复制了这一模式,但成功无法复制。在日本很管用的东西,在美国和欧洲就不一定有用。在日本,如果团队由尽可能多的各种专业人员组成会更好。这很有意思,因为在这种团队里个人的效率可以归功于这些专家。

我是在初一的时候认识他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搞了一个“模拟创业”项目,在学校里开了一家奶茶店,由初二某个班的学生自主经营,赚到的利润交给学校做公益。

中国人請客,比较注重菜肴的多种多样和态度的谦虚热情。春天访问美国时,我曾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农场主家里住过。男主人黑尔斯先生经营着一片规模不大的牧场,饲养肉牛和马。黑尔斯夫妇年逾七十,他们自愿接待我这个来自中国的作家。黑尔斯太太亲自照料我的一日三餐,每一餐虽说只有一个主菜,但每道主菜都别具一格。她告诉我,她烤的牛肉饼就是选用他们养的肉牛最嫩的部位,而佐餐的又甜又脆的葱头是从佐治亚州运来的,那儿的人吃起这种葱头就好像吃苹果。

社会性懈怠的效果很有趣。在团队里我们不仅会降低自己的效率,还会减轻我们的责任。谁也不想对差成绩负责。纽伦堡的纳粹审判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每个董事会或管理团队里都较少有提出异议的人员。大家都躲在团队决议背后,专业术语称之为责任扩散效应。

最终,这两件事都不了了之,学校也并没有公开惩处我们。但对我而言,这件事还没有结束。东窗事发后的第二个星期,年级里突然组织了一次“违禁品”的突击搜查。搜查中,我靠卖辣条买来的耳机和Kindle都被班主任没收了,直到毕业才拿回来。

每日的早餐我都能吃到黑尔斯太太亲手酿制的枫树糖浆和苹果汁,这两样东西甜蜜、清香,黑尔斯太太对我说,它们的原料就来自房前的枫树和屋后的苹果树。这一对老夫妇并不善言辞,他们讲解这些东西的语言,正如同我每餐吃到的菜肴那样,美好、新鲜、简洁而又实际。他们从不说自己的菜不好,也不曾劝我“凑合着吃”。他们的朴实和诚恳使我对眼前的食物自然地生出珍惜之情,我以好的心情和好的胃口,每次都把盘中餐吃得干干净净。

所以结论是:人们在团队里的行为不同于单独一人的时候,但是,可以通过尽可能彰显个人效率,来缓解团队的弊病。

那个时候,阿飞有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希望能找一个初一的学生合作,让他升到初二后接管这家奶茶店,而自己则作为股东,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和促销方案,帮助奶茶店提高收入,多出来的利润二人平分。

中午,我们来到一家名叫“贝尔特”的风味烤肉店,费尔斯汀先生向我解释说,这家烤肉店虽然规模不大,经营的品种也不多,但在奥斯汀名气不小,它的得克萨斯风味的烤肉特别受欢迎。我们走进店去,站在柜台前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贝尔特”的经营方式是半自助式,类似麦当劳那样的快餐店,因此我甚至连小费也不必付。结果是我的这次“宴请”只花了十七美元。当我和费尔斯汀一家坐下来品尝那味道浓郁、质地鲜嫩的烤肉时,我忽然明白了费尔斯汀一家为什么会花费那样长的时间讨论餐馆。他们是多么礼貌——他们没有为我选择快餐店;他们是多么善意——他们又不忍心让我多花钱;他们是多么周到——他们一再让我知道“贝尔特”是一家很好的店。“贝尔特”,它也许真的不错,选它作为我请客的地点,包含了费尔斯汀一家对我的全部心意。

马克西米利安·林格尔曼是一位法国工程师。1913年,他对马拉车的效率进行调查。他发现:两匹马一起拉一驾马车,效率并非是一匹马的效率的两倍。这一结果令他意外,遂将调查延伸到人类。他让许多人一起拉一根绳子,测量每个人释放出的力量。他发现两个人一起拉一根绳子,平均每人会投入其力量的93%,如果是3个人一起拉,每人投入85%,8个人一起拉时就只剩下49%了。

另外,德育处的老师说,他觉得我们很有想法,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间接危害到了同学们的健康。他给了我两个选择:1.把利润全部拿出来做公益;2.帮学校做一个别的公益项目。

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我在本城犹太会堂的拉比费尔斯汀先生家里遇到了类似的情景。当我作为被邀请的客人住在费尔斯汀先生家时,我受到了费尔斯汀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戴维的友好款待。在这儿,不仅费尔斯汀太太在厨房为我操劳,有一个早晨,费尔斯汀先生竟然很早起来,站在炉前守着煎锅,给我制作一种松软可口的小甜饼。

自从发现这个商机之后,每周来学校,我都会在行李箱里腾出一半空间,用来装泡面、辣条和汽水,找机会卖给嘴馋的同学。我带的最多的是辣条,它占空间小,而且人见人爱。

为了打开销路,我还会在别的班找同学当“托儿”,安排他们在教室里放肆地吃辣条,引诱其他同学来买。当然,有时,连我本人都经受不住诱惑,把本该用来卖的辣条自己吃了。

场面很严肃,我心中战战兢兢。老师要求我当场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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