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母亲睡午觉,相爱必然相配

作者:故事寓言

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卡尔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布鲁斯学校的办公室。我感到很吃惊,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为了结婚登记,卡尔去做了血液检查。由于他是个肾移植者,又被要求做肾功能检查。亲爱的,卡尔对我说,我的肾出了点儿毛病,就是13年前我弟弟移植给我的那个。我们的婚礼原定在1个月后举行,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乱了。我很悲痛,也很伤心。 此后,卡尔的状况越来越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手术,要么开始透析。透析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但花时间,又伤身体。卡尔选择了前者。卡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仍决定不推迟婚期,并开始为之筹划。毕竟我们在热恋中,没什么能改变这一切,卡尔的病情又加深了我们的关系。不过,医生建议我们取消意大利蜜月之行,因为卡尔不能离医院太远,以防病情加重;如果有捐献肾脏的,也便于及时移植。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后在纽约待几天。由于身体衰弱,卡尔不得不停止工作。大夫把他列入需要肾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3年。每年有3万人要求肾移植,而可提供的肾只有百分之一。 另外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靠亲属捐献,这对于卡尔家人来说是不现实的,他的寡母太老了,弟弟托尼已经捐了一个。最后,只得考虑采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捐献的肾。我暗想,如果可能,我想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卡尔。2008年7月4日,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我们举行了婚礼,气氛相当好。可是,当我们告别亲友,钻入轿车,卡尔一下子瘫倒在后座上,他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感到很累,我几乎不能挺过这个下午。 我们这个夏天的蜜月既苦又甜,卡尔很坚强,很少抱怨病痛。我们尽情地享受,但是,他日益恶化的病情也为我们的爱情生活笼罩上阴影。我知道,这时卡尔更需要我不懈的爱。 也就在此时,一天,我早晨起床时,突然呕吐、腹痛不止,卡尔随即陪我赶到医院。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肝结节坏死,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 我需要肝移植,卡尔需要肾移植,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 我的母亲62岁,父亲71岁,他们已经超过捐肝的年龄。医院只能把我列入需要肝移植名单之上,但是,也许要等上5年,因为可提供的肝源比肾源更少。 卡尔告诉我,他想知道我的血型。以前,我没说想给他捐肾的事,但是,我知道他能猜到。现在,我也猜到他已决定捐肝给我。第二天,我们同时做了血型化验,竟然都是o型,我们俩拥抱在一起都哭了。 然而,卡尔的体质比较差,我几次劝说卡尔不要捐肝给我,但是,他说:你不要我的肝,我就不要你的肾。面对这样的答案,我无奈又感动。 下一步,就是检查我和卡尔的遗传物质是不是相配。医生警告说,不要抱太大希望,这种机遇是微小的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相爱必然相配。 终于,我在重病房接到医院护士的电话。通话完毕,我马上打电话给在家里的卡尔,我的手在颤抖:亲爱的,护士告诉了化验结果,我们在遗传物质上非常匹配. 不久,卡尔赶到医院卡尔,我真不敢相信,医院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也就是我捐肾给你,你捐肝给我,并称我们这是爱情行动。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不敢相信,真是不可思议。卡尔说。 随后的两周内,我们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我们各自所捐的器官都很健康,手术后将会保持正常功能。 我们被推进手术室前,卡尔请护士先等一下:我想吻一下我的妻子。卡尔的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爱你,你是我的英雄。我也说:我也爱你,你也是我的英雄。 手术很成功,我们顺利地闯过恢复期。我与卡尔出院时,被移植进我体内的肝已经长到1100克,基本接近于正常人。卡尔也恢复了健康,我移植给卡尔的肾也恢复了正常功能。医生说,我们是真爱配体移植,与亲体移植一样排异很小,只需要服用两年的药。 又一个夏季来临时,我们那没有成行的意大利爱情之旅实现了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我跟杨炎结婚八年,没见过公公。开始我以为杨炎是怕我嫌弃那个家,不肯带我回去。于是我积极表态:选了你,就做好了接受你的父母的准备,无论他们是穷是富,是老是病。杨炎握了我的手,含情脉脉,却不说话。 有一次,我甚至买好了三张去他家的车票,兴冲冲地摆到他面前,说:冲儿都五岁了,也该见见爷爷奶奶了。却不想杨炎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把车票撕得粉碎。杨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冲儿没有爷爷,我也没有爹。回手,他把一个杯子摔到了地上。我从没见过他生那么大的气。 我沉默着把收拾好的包打开,把给公婆买了礼物都扔进了垃圾桶里。那个晚上,我睡在了冲儿的床上。 杨炎从农村出来,我知道他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每年过年过节,他都要买很多东西寄回家里。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娘,来城里住些日子吧!娘去了哥哥姐姐家,他总心急火燎地奔过去。看得出他想家,却从不提回家的事。杨炎也从来不提爹。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心结。 第二天是周末,杨炎把冲儿送到姥姥家。回来接过我手里正洗的衣服,他第一次跟我说起我未见过面的公公。 杨炎是家里的老三,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上了大学。这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总说:咱爹咱娘真的很伟大,农民家庭供出三个大学生,那得受什么样的煎熬啊!那时,杨炎总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接我的话。 杨炎上初三那年,姐姐继哥哥考上大学后,也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师范学校。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在侍弄那二分烤烟地,阳光明晃晃的,把家里人的心情都晒得焦燥。姐姐带着哭音说:我不去了,我去深圳打工,供小炎上学。 爹重重地把手里的锄头摔在地上。不上学,也轮不到你!他抬起头,说:姐,我16了,我不念了。母亲在一边抹眼泪。哥哥蹲在地边,有气无力地说:我再找两份家教,咱们挺挺,我毕业了就好了。 家里东凑西凑还是没凑够姐姐的学费。爹抬腿出去,回来时,手里攥了一把暂新的票子。他把马上就可以卖钱的烤烟地贱卖给了村里的会计。娘说:就这点地都卖了,咱往后吃啥喝啥?爹说:实在不行,就让老疙瘩下来。或者爹只是那样一说,杨炎却记在了心里。尽管他说了不念的话,但这话从爹的嘴里说出来,他的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 姐姐上学走了。爹出去帮人家烤烟叶。爹的手艺好,忙得不可开交。杨炎却因为爹的那句话,学习上松懈下来,反正早晚都是辍学的命,玩命学又怎么样?很快,他便跟一帮社会上的孩子混到了一起。

她是一位普通的母亲,普通得直到五十来岁才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1965年,区政府进行公民选举时,她当选为代表,街道办事处主任说:现在是新社会,人民代表要有自己的名字,李宋氏这名儿不行。李大娘您人好,有德行又贤惠,就叫宋德贤吧! 这位名叫宋德贤的普通女性,就是着名歌唱家李双江的母亲。 1959年,20岁的李双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因为家庭贫困,靠奖学金读书的李双江在4年大学期间从未回过一次家。有一年春节,他一个人走在学校空空荡荡的操场上,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因思家心切,不由自主地将家里的人轮番想了一遍。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最疼爱他的母亲。 母亲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每个细节一下子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起了母亲做饭、洗衣、缝补时的那副认真的样子,想起她在院子里利用阳光晒上一大盆水,然后拿出那把木柄的老剃刀轮流给他们兄弟五个剃头的情景:因为不喜欢剃头,兄弟五个像一群小猴子似的满院乱跑,母亲好不容易将他们一一捉住,可在剃头时,他们仍不安分,弄得母亲手忙脚乱,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想到这里,李双江不禁会心一笑,但随即又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过去从未想过的细节:母亲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停下脚步,开始认真地想,可越想越糊涂,就像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没有自己的名字一样。关于母亲的睡姿,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片真空。 和母亲在一起待了整整20年,竟然没有见过母亲睡觉的样子,这真是不可思议。李双江的心里很着急,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他想了很久很久,突然间,他想明白了:母亲生了他们十来个兄弟姐妹,全靠她一人拼死拼活地把他们养大,同时还要赡养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等一大家子人。每天晚上,母亲要把孩子们都伺候睡着后,再起床刷碗、洗锅,或是给老人、儿女们纺线、缝衣,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早晨,在所有人都还在梦乡时,她又摸黑第一个悄悄爬起来,给孩子们生火做饭 想到这里,李双江抱住身边的一棵大树,放声大哭,一直哭了好几个小时。 1973年,李双江调到总政歌舞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老家接到了北京。 这时,母亲已经60多岁了。虽然生活条件好了,母亲已不用像过去那样为生活操心了,但人老了瞌睡也少了,母亲还是像过去那样晚睡早起。 每天中午,李双江都要逼着从来没睡过午觉的母亲休息一会儿。 坐在母亲的床前,静静地看着母亲那甜美、安详的睡姿,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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