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战争,乔布斯传

作者:现代文学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成方案,详细商计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香港口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亲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成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捐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织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关于沃兹

关于沃兹,再多说上几句。

乔布斯乔帮主的一生是个传奇,在乔布斯的生命剧情中扮演过重要戏份的人,往往也是传奇。

正如讲乔峰就不能不讲他和段誉、虚竹等俊杰侠士的交情,讲乔布斯也不能绕开沃兹这样不世出的天才工程师。

其实,沃兹自己的传奇程度丝毫不亚于乔布斯。

乔布斯和沃兹因为蓝盒子被警察盘查的那天,两个史蒂夫被朋友带回乔布斯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沃兹仍坚持单独开车回伯克利。路上,身心疲惫的沃兹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汽车已经失控冲向了路边。沃兹拼命打方向盘,失控的汽车在路面上疯狂打转,安全带把沃兹死死固定在座位上。那一刹那,沃兹觉得自己就像在梦境里一样。万幸的是,车祸只毁掉了车子,沃兹本人毫发无损。而且,如果不是这次车祸毁了车子,沃兹就不会在上完大三后为了挣钱而退学工作,估计也就不会在1976年和乔布斯一起创建苹果公司了。

祸不单行。1981年年初,沃兹被乔布斯从Apple II团队调到Macintosh团队。那时,他刚和第二任妻子订婚不久,也刚刚拿到自己的飞行驾照。沃兹兴奋地开着私人飞机带未婚妻兜风。2月的一天,沃兹驾机带着未婚妻从斯科特谷(Scotts Valley)机场起飞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离地时没有达到规定的起飞速度,而是跌跌撞撞地坠毁在跑道尽头。沃兹和未婚妻都受了重伤,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恢复后,沃兹因为头部受损,得了阶段性记忆缺失症,经常会忘记重要的事情,甚至因为记不得星期几而弄错了上班和休息的时间。

两次大难不死让沃兹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决定用更快乐的方式对待稍纵即逝的生命时光。飞机事故后不久,沃兹就决定暂时离开苹果一段时间,重回伯克利用化名读完大学四年级的课程,同时也决定在当年夏天和未婚妻完婚。

在沃兹心里,如果两个人寿命相同,其中一个毕生为经营、管理、掌控一家公司而操劳,另一个则只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在空闲时跟周围人开开玩笑,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那么,用笑声享受生活的人即便没有赚到很多钱,相比之下也要更幸福一些。

显然,沃兹不会勉强自己像乔布斯那样终生打拼。他对金钱和名利看得也很淡。苹果上市前,沃兹甚至为5名很早加入苹果却没有获得任何股份的优秀员工打抱不平,无偿把自己手中的苹果股份赠送给他们。那5名员工每个人从沃兹手中接受的「奖励」在苹果上市时差不多值100万美元!

1985年2月,沃兹决定离开苹果。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苹果,而是他重新有了创业和设计新产品的冲动,他想开办一家制造通用遥控器的公司。那时,乔布斯和CEO及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恶化。离开苹果时,沃兹甚至没有提前通知乔布斯。和所有员工一样,乔布斯在最后时刻才知道沃兹离职的消息。这一年,沃兹和乔布斯一起作为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获得了美国总统里根颁发的国家技术奖(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离开苹果后的沃兹一边经营自己的企业,一边以股东兼顾问的身份,从苹果领取一份最低的薪水。1990年前后,沃兹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上。沃兹天生喜欢孩子。他亲自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学区教老师和孩子们使用电脑。沃兹当时住在洛斯加托斯的一所大宅子里,房屋和院子里到处是供孩子们娱乐和科学探秘的地方。他甚至还在房子后面建造了一个「沃兹山洞」(Woz's Cave),那是一个石灰岩结构的仿史前洞穴,洞穴里满是恐龙脚印、化石、史前壁画之类供孩子们探索、学习的东西。「整座房子都是为孩子们,当然也是为大人建造的,」沃兹说,「孩子们最喜欢山洞之类的神秘地方了。」

喜欢技术也喜欢孩子的沃兹在充满童趣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最快乐也最享受的生活方式。虽然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成为引领技术与时尚潮流的风云人物,但谁又能说,沃兹所选择的人生路不够精彩、不够幸福呢?

无论如何,乔布斯和沃兹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心思活跃、眼光敏锐、心机算尽,另一个潜心技术、享受生活、大智若愚。这样两个人,如果不是都拥有用技术改变世界的共同梦想,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正如沃兹自己所说:

「乔布斯和我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有完全相同的奋斗目标,正是这相同的目标带来了苹果的诞生。但是,我们两个一直以来都是完全不同的人,从最初开始,就完全不同。」

克隆战争

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中的份额跌到谷底时,记者曾问乔布斯:「你如何看待苹果电脑不到8%的市场份额?」

乔布斯说:「我们的市场份额比宝马或奔驰在汽车行业的份额都要高。没有人会因为宝马和奔驰的份额低而质疑他们。事实上,宝马和奔驰都是令人向往的产品和品牌。」

没错,即便跌入谷底,苹果还是拥有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宝贵财富──象征着未来科技和时尚理念的高端品牌,以及喜爱这个品牌的无数忠实粉丝。

金字招牌最值钱,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但此前的几年里,苹果品牌正在褪色。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苹果品牌在用户心中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

此外,还有一件对苹果品牌影响最大的事情需要解决。在乔布斯回归前,苹果从1995年开始,官方授权部分厂商生产Macintosh克隆机。这一举措在事实上已经伤害到了苹果的品牌形象。

当初,IBM推出PC机时,因为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苹果,就利用克隆机或称兼容机开展狼群战术。因为IBM公开了标准,微软又用相对廉价的操作系统推波助澜,生产电脑的门槛大幅降低。无数厂商借机参与进来,大量PC兼容机涌入市场,PC上的应用软件也层出不穷,最终,价格低和应用软件丰富这两柄撒手锏把苹果逼到了死角。

那么,苹果阵营呢?苹果为什么不走兼容机这条路呢?

其实,从苹果诞生之日起,针对苹果电脑的非法克隆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Apple II在全世界的克隆产品无数,其中就包括中国人熟悉的CEC-I中华学习机。Macintosh甫一问世,就被克隆电脑商盯上。从1986年起,欧美就陆续出现了各类非法克隆机。

最初的克隆难度很高,克隆厂商实际上是先买一台原装的Macintosh,改换外壳并增加配件后,再高价售出──这实际上不是克隆,而是「改装」。不久,一家名叫Unitron的巴西公司成功地破解了Macintosh的硬件设计和主板控制程序,第一次非法克隆出完全兼容的Macintosh电脑。苹果公司不得不求助美国政府,通过商业制裁来禁止该公司销售这种克隆机。

前有PC阵营的狼群威胁,后有非法克隆机厂商的游击战术袭扰,苹果高层不得不坐下来,认真研究合法授权克隆机生产的问题。1985年,斯卡利组织公司高层讨论这件事,但会议上,几乎一个人一个意见。一轮轮的争吵过后,没有任何决定出台。

就连苹果的竞争对手也意识到了苹果克隆机的商机。比尔·盖茨就敏锐地察觉,因为Macintosh领先PC机好几「光年」,微软如果只把赌注压在IBM一家身上,未必是件好事。

1985年6月25日,比尔·盖茨给斯卡利和卡西发了一份秘密的备忘录,这份当时被认为是最高机密的备忘录后来成了个人电脑发展史上最有价值的档案之一。

在那份只有3页,题为「关于苹果授权Mac技术」的文件里,盖茨谈到Mac已经创建了革命性的技术平台,现在需要将这个平台转化为可由其他厂商复制的技术标准。盖茨特别强调,没有谁可以在不依赖合作厂商的情况下独占市场。IBM PC已经建立了PC标准并培养了规模巨大的PC兼容机市场。盖茨希望,苹果也能步IBM的后尘。备忘录还谈到,只要苹果开放Macintosh技术架构,包括微软在内的一大批公司都愿意参与其中。备忘录的最后说: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目前是IBM而非苹果被公认为技术创新者。授权其他公司研发与Mac标准兼容的电脑有助于增强苹果作为创新者的形象。这是因为,兼容机生产商并不会主导技术创新,他们害怕在创新的方向上走太远以至于偏离标准技术。」

盖茨的建议在苹果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斯卡利持欢迎态度,但卡西领导的Macintosh开发团队坚决抵制,他们认为Macintosh是领先的技术,开放给别人就意味着丧失领先优势。

苹果人生活在自己的梦想里,他们为了创新,宁愿放弃合作与市场。当这群人拥有一个神一样的领导者时,他们会无比幸福,否则,这群人也许就只能活在空想的乌托邦里,眼看着市场份额被PC瓜分殆尽。

失去了与微软合作的机会,随后的几年里,苹果内部不停争论、不停反复、不停开会,但就是无法作出是否授权克隆机生产的决定。包括斯卡利在内的高管都拿不定主意,不愿站出来力排众议。10年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

一位当年的副总裁后来扼腕叹息:「我永远搞不懂,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是领导,事情应该这么办。谢谢你们参加讨论,但如果谁不想这么做,那就请他离开。』」

直到1995年,苹果的市场份额下降到最低谷时,病急乱投医的斯平德勒才作出了决定,开始授权部分厂商生产Mac克隆机,并收取授权费。

可是,一切都晚了。

其实,只要早决定,克隆机这条路本无所谓好坏。走或者不走,都只是一种不同的战略风格。

如果苹果从1985年起就主打低端克隆机,那今天占据桌上电脑主流地位的也许就是Mac而非PC。但那也必然意味着,苹果将放弃自己优雅设计、高端品牌、忠实粉丝等非比寻常之处,在形象上沦为一家虽然成功但一点儿也不酷的科技公司。

反之,如果苹果坚定地保持自己未来技术领导者的形象,不在克隆机的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那么,苹果电脑在高端人群中至少会拥有一大批忠实「果粉」,会成为电脑界的宝马和奔驰。

但苹果却在10年的吵吵闹闹中错过了最好的时机。1995年,Windows 95已经宣告了PC阵营的胜出。这个时候,苹果再靠克隆机去打天下,真成了痴人说梦。

本来斯平德勒希望通过克隆机授权,在市场上引入一大批廉价的Macintosh兼容电脑,进而像当年的IBM PC一样,借助更大的市场规模吸引更多软件开发者,形成良性循环。事与愿违,克隆机厂商的算盘打得明白得很,既然PC阵营兵强马壮,那生产廉价电脑去抢夺PC领地根本就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如此,还不如生产些高端的Macintosh,反过来蚕食苹果自己那点儿可怜的市场。

于是乎,克隆机的授权非但没有扩大Macintosh的市场份额,反而让苹果自己的收入锐减。最最要命的是,克隆机的质量、设计参差不齐,事实上损害了苹果的品牌形象,连那些忠实「果粉」的心也一并给伤了。

为了止血,为了重建品牌形象,回归后的乔帮主果断决定,终止克隆Mac机的授权。

乔布斯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克隆计划,他觉得,克隆者都是「寄生虫」。乔布斯后来评价说:「兼容机的目标本身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时机和计划都大错特错了。」

终止克隆计划,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苹果已经与合法的克隆机生产商签订了协议,终止计划就意味着在生意场上背信弃义。

乔帮主就是乔帮主,他一下子找到了解决方法。他发现,苹果与克隆机厂商签订的协议有一个对苹果有利的条款,就是操作系统的授权写明了是Mac OS第7版。基于这个条款,苹果通知克隆机厂商,正在进行的克隆机授权计划不变,但苹果今后的操作系统,将不再授权给克隆机厂商使用。

于是,1997年夏天苹果发布Mac OS 8时,克隆机厂商因为只能生产基于上一版操作系统的克隆机,不得不自行结束了这个游戏。

终于,消除了克隆计划的干扰,苹果又重回高端品牌、封闭生态链、未来科技、完美设计、卓越品质的正轨──这是一条自1976年创立苹果开始,乔布斯最喜欢也最擅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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