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Jobs传

作者:现代文学

可以触摸的玻璃

2004年,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在办公室里闭目养神的乔帮主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对一位工程师说:「我想要一块玻璃,一块既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弹钢琴的玻璃。」

可怜的工程师默不做声地离开,心里盘算着,玻璃怎么能看电影呢?玻璃又怎么能弹钢琴呢?该去哪里给乔帮主找这块儿闻所未闻的玻璃?

苹果公司所有聪明人都被召集在一起。没人知道该如何打造这么一块神奇的玻璃。工程师们满头大汗地搬来各种烧玻璃的炉子、耐火石、钳子……一炉一炉的玻璃烧出来,没有一块可以看电影,也没有一块可以弹钢琴。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扫地老太太缓缓走过这批最聪明的人身后,用低哑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乔帮主要的玻璃,其实,是一块支持多点触摸的高分辨率显示屏。」

扫地老太太话音虽低,却一下子让所有人鸦雀无声。工程师们恍然大悟,原来,乔帮主想要一块革命性的显示屏!

6个月后,工程师们把革命性的玻璃拿到乔帮主面前。因为猜不透帮主的用意,他们特意准备了一大一小两块玻璃。

乔帮主看到这两块玻璃,二话没说,先是抄起小的那一块,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手机拆开,扔掉屏幕和键盘,用胶带把剩余的手机部件和玻璃绑在一起,然后,拨通了大师艾维的电话,对他说:「我正在用一台革命性的手机给你打电话,这台手机将颠覆人们对手机的定义,我把它叫做iPhone。」

接下来,乔帮主又抄起大的那块玻璃,用胶水把一块CPU、一块内存和一块电池粘在玻璃背后,然后拨通比尔·盖茨的电话,对他说:「你知道吗?我手上有一块玻璃,几年后,这块玻璃将成为最流行的、人手一台的电脑设备,对,只有玻璃,没有键盘,没有机箱,也没有Windows操作系统。这块玻璃将颠覆人们对电脑的定义,我把它叫做iPad。」

好吧好吧,我承认上面这个段子是编的。乔布斯和苹果发明iPhone、iPad的历程其实相当漫长,其间经历了多次反复。不过,在iPhone和iPad所有出色的设计要素中,那块可多点触摸的玻璃无疑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

2010年苹果发布iPad平板电脑时,有记者问乔布斯,为什么苹果先做iPhone,再做iPad。乔布斯说:「告诉你,实际上我们是从平板电脑开始的。我当时想要一块可以作为显示设备的玻璃,同时也可以支持多点触摸。我把想法告诉我们的硬件工程师。6个月后,他们拿回来一块神奇的玻璃。于是,我把一块玻璃送给我们卓越的UI设计师。设计师就基于这块玻璃,创造出了惯性平滑卷动之类全新的用户体验。我当时想:『我的天,我们可以把平板电脑的想法扔到一边,先用这块玻璃做一台手机。于是,我们就开始研制手机。』」

在乔帮主嘴里,整个过程轻描淡写。但事实上,乔布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手机和平板电脑,并静静地等待机会。直到工程师们创造出了神奇的多点触摸玻璃,乔布斯才相继抛出震撼世界的iPhone和iPad。

20世纪80年代,苹果还在卖Apple II的时候,就试验过带触摸板,与简单的办公功能集成的电话机(不是手机),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苹果电话。1983年,苹果甚至还请工业设计公司Frog Design设计过一个名为害羞鬼(Bashful)的平板电脑原型。

后来,斯卡利曾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牛顿PDA项目,可以说是iPhone和iPad的先驱。只不过,斯卡利推PDA时,电脑和移动通信终端还没有很好地整合,生不逢时的牛顿PDA甚至还比不过随后出现的PalmPDA和黑莓手机。

回归苹果后,乔布斯虽然终止了牛顿PDA的研发,但一款创造性的袖珍电脑或智能手机的想法始终占据着他大脑的一个位置。

2001年,微软开始大肆炒作平板电脑(Tablet PC)的概念。几乎所有主流PC厂商都参与了进来。2003年,在一次采访中乔布斯预言:「微软的平板电脑会以失败告终。」结果还真如乔帮主所料,在几年时间里,一大堆有键盘的、没键盘的平板电脑走马灯一样逐个儿登场,却没有一款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历史就是这么神奇。十几年前,苹果刚开始借Macintosh炒作图形用户界面时,没有人想到,最后在图形用户界面领域取得垄断地位的是微软而不是苹果。这一次,在平板电脑的角逐中,命运完全颠倒了过来。微软眼睁睁看着自己炒作的平板概念先是被人们渐渐淡忘,10年后却又突然借苹果的iPad大放异彩。2001年时的乔布斯当然看到了平板电脑所代表的未来,但就是按兵不动,因为乔布斯相信,有时候,时机远比眼光更重要。

2002年,iPod发布不久,乔布斯预感到,iPod将在短时间内改变世界音乐产业的格局。也许,依靠一款可以打电话的iPod,苹果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改变移动通信产业的格局。被这一想法鼓舞的乔布斯亲自动手,在纸上画了几张iPod版手机的草图,还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神秘的代号「紫色1号」(Purple 1)。不过,连乔布斯自己也觉得,这个「紫色1号」与其他手机相比,没有太多革命之处,那几张草图也就仅仅停留在了纸面上。

2005年,苹果尝试着与摩托罗拉合作,在摩托罗拉手机里嵌入iTunes音乐功能。这一合作引得市场上谣言四起,人们猜测,已经在音乐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苹果很快就将杀入手机市场。

事实上,和摩托罗拉的合作只是苹果在移动领域的一次试水。摩托罗拉的iTunes手机并不成功。但通过类似的合作,苹果开始秘密接触手机制造商和移动运营商。与此同时,乔布斯也明确了自己对未来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定义──用多点触摸的玻璃带来超一流的用户体验,同时,集成丰富的互联网功能,让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真正的智能通信终端。

正如乔布斯所说,苹果首先把研发重点放在了手机上。之所以把平板电脑的计划置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电池技术还没有达到平板电脑的耗电要求。2005年2月,苹果秘密开始了代号为「紫色2号」(Purple 2)的项目,独立研发苹果自己的手机。2005年9月,项目已经集中了200多名工程师,以高度机密的方式运行。苹果和移动运营商的谈判也在同一时期展开。

2007年1月,Macworld大会上,乔布斯介绍了苹果电脑和iPod的几款新型号后,突然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特有的、带磁性的声音说:

「这一天,我期待了整整两年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件革命性的产品改变世界。1984年,苹果发布的Macintosh改变了整个计算机产业。2001年,苹果发布的iPod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今天,我们要发布3件同一重量级的革命性产品。」

像Macintosh和iPod一样能改变世界的重量级产品!还是3件!听众震惊了。乔帮主是在忽悠大家吗?现场鸦雀无声。

「第一件产品,」乔布斯继续说,「是一台宽屏幕、可触摸控制的iPod;第二件产品,是一台革命性的手机;第三件产品,是一台前所未有的互联网通信工具。这三件产品并不是独立的设备,他们是一台设备。我们把它叫做iPhone。今天,苹果要重新发明手机。」

重新发明手机──没错,这就是乔布斯对iPhone的定位。如果2007年第一次看见iPhone的人还无法相信乔布斯这一论断的话,今天,只要去北京、上海的苹果专卖店去看一看人们抢购iPhone的长队,看看云集在专卖店门口的黄牛党,就知道乔布斯当年的论断有多么准确。

2010年发布的iPhone 4将iPhone的销售推向了一个高潮。从9月在中国上市开始,一直到2011年春节前,iPhone 4无论在苹果中国网站,还是在北京、上海的专卖店,都一机难求。大量黄牛挤在专卖店门口,组织数百人排队,每天在第一时间抢购所有可以买到的手机,然后高价转卖。

苹果此前从没遇到过如此严重的黄牛问题,总部负责零售店业务的高管专程赶到北京处理。三里屯专卖店请来大量保安维持秩序,但现场还是因为抢购发生多起斗殴事件。黄牛党的恐怖以及粉丝们对iPhone的热度可见一斑。

iPhone手机火暴的同时,苹果也解决好了平板电脑需要的高性能电池等技术问题。2010年1月,与iPhone使用同样的多点触控玻璃屏和同样的iOS操作系统的iPad正式发布。4月上市时,再次在全球掀起抢购热潮。

2010年4月,中国钢琴家郎朗在旧金山的一次音乐演出中,出人意料地拿出了刚刚上市不久的iPad,借助一款名为「魔法钢琴」(Magic Piano)的软件,在触摸屏上弹起了速度最快的钢琴曲之一──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大黄蜂的飞行》。整个音乐会现场充满了欢笑声和惊呼声。在这一时刻,乔帮主设想的可以多点触摸的玻璃,真的变成了一块可以弹钢琴的玻璃。

如果说iPhone是重新发明手机的话,那iPad差不多就是在重新发明电脑了。不说别的,只要看看孩子们是怎样用iPad上网、玩游戏的,我们就不难知道,这块比iPhone更大些的玻璃,对人们操作电脑的方式是一种多么颠覆性的改变。

2011年4月底,国内黑色iPhone 4供不应求的情况好容易缓解了一些,iPad 2和白色版iPhone 4的上市又一次让人们疯狂起来。5月初,三里屯苹果专卖店外再次发生流血事件。

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如果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排长队追捧,甚至惹得黄牛泛滥的地步,我们已经很难再把它们叫做手机或电脑了,它们无疑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符号,成了现代人必备的时尚用品。

从2007年发布iPhone,到2011年发布iPad 2,短短5年时间,iPhone和iPad快速占据了苹果营收的核心地位,苹果一大半收入,来自5年前还不存在的产品。2011年第二财季,苹果创下了销售1800多万部iPhone手机的惊人纪录,每个财季iPad的销量则稳定在500万部上下。截至2011年6月,iPad在发布后的14个月里,总共卖掉了2500万台,而使用iOS操作系统的三大设备,iPhone、iPad和iPod touch,累计销售总量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亿台!凭借iPhone和iPad的强势,苹果在2011年的市值也超过了3000亿美元,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一大科技公司的宝座。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成功之谜

作为一个乔布斯迷,我曾经问过许多人一个同样的问题:回到1997年,为什么在内外交困,所有不利因素齐集的情况下,一个曾因为幼稚和肆意妄为而被苹果公司抛弃,在外漂泊了12年且作为CEO屡战屡败的乔布斯,可以在回归后成就产业神话和人生传奇?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乔布斯的成功来得是那样神奇,那样不可思议。如果乔布斯是神,那他一定在1997年的某个时候因为机缘巧合,得到了佛祖的点化。如果乔布斯是武林高手,那他一定在重返苹果之前,得到了《九阴真经》之类的武林秘籍。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苹果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发明苹果电脑的天才工程师史蒂夫·沃兹(Steve Wozniak)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依循的线索。当沃兹看到回归后的乔布斯正得心应手地驾驭着苹果战车,不断推出革命性的产品时,他自豪地感叹道:

「我欣喜于苹果的重新崛起,但又不单纯是因为苹果的重新崛起。我特别感到欣喜的是,苹果是以一种与我和乔布斯创建公司时的理念完全一致的方式重新崛起。那种理念的核心是设计出色的产品──出色到每个人都会像看见美食一样垂涎欲滴。那种理念的灵魂是令人心动的感觉──永远追求并享受快乐的感觉。」

设计出色的产品以改变世界,并享受其中的快乐──这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深深根植于乔布斯血脉中的创新基因,是乔布斯和苹果所特有的DNA。

天下只有一个乔布斯,也只有乔布斯能在1997年拯救苹果。

因为传奇,所以神秘。每个喜欢苹果、喜欢乔布斯的人心中,都有无数关于乔布斯的疑问:

  • 乔布斯究竟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 乔布斯是一个怎样的人?
  • 乔布斯何以拥有神一样的个人魅力?
  • 乔布斯为什么能在屡次失败后完美归来,开创全新的苹果王国?
  • 乔布斯从失败中都学到了什么?
  • 乔布斯是如何将电子产品变成时尚艺术品和大众消费品的?
  • 乔布斯如何打造超凡脱俗的产品,以至于把工业设计变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 乔布斯的战略眼光为什么如此敏锐和独到?
  • 乔布斯的市场营销天分来自何处?
  • 乔布斯的管理方式和人才策略是否值得借鉴?
  • 乔布斯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也许,没有谁能完美回答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讲述和欣赏乔布斯的生命传奇也一并失去了意义。至少,乔布斯生命中那些跌宕起伏,就像百里江峡上的千岩竞秀,随便撷取一些,便是精彩纷呈的壮阔画卷,无需多少润饰就可以成为一本传奇小说的全部素材。

千头万绪,我们还是从乔布斯和沃兹共同打造苹果第一台个人电脑开始讲起……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②“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③毛泽东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4日。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⑨应为20日。

  ⑩指《光明日报》。

  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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