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毛泽东传

作者:现代文学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田文镜一夜未曾合眼,拖着沉重的步子,疲惫不堪地回到签押房。刚刚坐下,那位钱粮师爷张云程就过来说:“大人回来得正好。藩司车大人来拜会您,我们回说您不在,他又不肯走,如今正在西花厅里候着呢。”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他说有什么事么?”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没说。”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请!”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今天的田文镜若与昨日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别看他夜里在雍正皇帝面前挨了训,可皇上的话里,不也透出了信任和器重吗?不也说了“朕只要这个绝不宽容”吗?有了皇上这句话,他田文镜谁都不怕,更何况这个他的下属藩台车铭?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他的这个变化只有他自己知道,车铭却无从得知。田文镜刚刚端坐在案头,就听车铭在外边笑着说:“田大人夜来辛苦,到这时才回来吗?哎呀呀,大人如此关心百姓疾苦,栉风沐雨,连夜巡河,真让我辈惭愧呀!”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话到人到,可他走进来一看,哟!风头不对呀。田大人袍服端庄,正襟危坐在堂上,身后四位师爷侍立,两旁衙役站班,因熬夜而显得憔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车铭是个聪明人,马上“啪”地打下马蹄袖,行了下属参见上司的廷参之礼。心中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哎,田某人这是和我闹的什么玄虚?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④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田文镜抬手一让:“车兄请坐!”回头又高喊一声,“上茶!”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⑤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车铭不敢大意,接过下边呈上来的茶杯,又乘机向正中踞坐的田大人偷愉地瞟了那么一眼。车铭此人,五十多岁,头发都花白了。他从十八岁进士及第至今,已在官场里混了三十多年。从知县一步步地升上来,而且一直是干着肥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全托了八王爷的福”。但他心里仍是不满,因为藩台和巡抚之间,虽然只有一步之差,却是咫尺天涯。藩台是“方面大员”,而巡抚是“封疆大吏”。可就是这小小的差别,他却得屈居人下,看着人家的脸色办事,为什么自己就升不上去呢?他想来想去,也找不着原因。就说眼前的这位巡抚大人吧,几天前,还因筹款的事儿在自己那里,又是恳求,又是叫苦,谦恭得让人发笑。两日不见,他怎么会这样托大了呢?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他这儿正在琢磨,田文镜在上面打着官腔开口了:“让你老兄在这里枯坐久等了。你要见本抚,为了何事呀?”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⑥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车铭不愧是老油子,这场面他见得多了。官场里不就是这样嘛,宦海沉浮,哪有什么定规呀!他轻咳一声,正容说道:“回巡抚大人,河工所需的三十九万两银子,已经如数拨了出去。本省学政照会藩司,说他已接到朝廷谕旨,乡试在即,要各省早做准备。可是,开封的文庙和书院这两处,却因年久失修,昨夜又遭暴雨,已经泡塌了十几间房子,其余的也岌岌可危。万一秋试时坍塌下来,砸坏了几个秀才,那可就是担戴不起的责任了。我算了一下,修复这两处,大约要五万银子。可我们藩库里的银子,又一两也不敢动。所以卑职才来请见抚台大人,请示这笔银子要怎样出法?”车铭一口气说完,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瞧着田文镜,带着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田文镜心里有底,十分从容地说:“哦,这事你不是已经给本抚来了咨文吗?我早已拜读过了。据我看,山东赈灾和拨款购买漕粮的事并非急务;年大将军所要的军需,原来就是备用的,现在既然打了胜仗,就更可以缓些时日了。文庙和书院的事,不能误了,五万也太少了些,就给他们七万吧。另外,河工上也还缺银子,你再拨出个三四十万,大概也就可以了。”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车铭大吃一惊:“这个嘛……抚台大人,我这里有银子不错,可都是咱们河南不能挪动的,是户部存在这里的呀!您先头已经用了三十多万,还不知上头答应不答应呢,哪还敢再用。年大将军过境时,没有个十几万,恐怕也下不来。这样粗粗地一算,刚刚拉平了的亏空,一下子就少了近百万。朝廷如果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得起呀!”说完,他一眼不眨地看着田文镜。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你放心,这当然不要你来承担责任。我既为本省巡抚,河南的军政、民政、财政、法司,全都要一体照管。出了事,自然也由我来担待。”说着,回身取出笔墨纸砚来,提笔疾书,写好了一张条子,递给站在身后的张云程:“你拿去用印,回来交给车大人,让他遵照执行也就是了。”他一抬头,看见马家化走了进来,又说,“毕师爷,请你和姚捷先去见见马家化,就说我马上就召见他。”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站在田文镜身后的四位师爷看得眼都直了。他们跟了田大人不久,平日只知道这位大人,办事爽快,不辞劳苦,虽然说脸冷一些,可也并不武断。可他们瞧着大人今天这神气,竟像是有意要开罪车铭,而车铭是手握财权的人啊!得罪了他,不是要撵走财神爷,扳倒摇钱树吗?他们正想出来说句转弯子的话,田文镜却对着瞠目结舌的车铭开言了:“至于年大将军过境之需,似乎更用不了那么多。年大将军是位儒将,他当然懂得什么叫‘秋毫无犯’。他已经有了兵部的正当军需,从河南过一下,无非是宴请他一次罢了,怎么会要那么多的银子?”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车铭可真急了,他也有心想让这个二百五的巡抚栽个大跟斗。他接过张云程递过来的单子,看也不看,就塞在袖筒里说:“职藩谨遵宪命。不过,卑职诚心地奉劝大人一句,河南是个穷地方,银子来得不易呀!为追此亏空,抄了三十多人的家,逼死了四个县官。年大人当然不会向我们要银子,他带的那三千多人,就是吃最好的酒席,也不过化用两万银子罢了。我一定遵照抚台大人的宪谕去办。”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师爷里的吴凤阁,听出了车铭的话外之音,忍不住插言说:“中丞大人,您刚才说的银子,眼下还用不着。河工上的钱还没用完呢,等用时再提不迟。年大将军过境前,上边甘肃,陕西幕府里咱们都有熟人,知道消息早。他们怎么办,咱们依例照搬也就是了。”说着,悄悄地向车铭递过一个眼色,两人眼光一碰,又迅速躲开了。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田文镜似可似不可地说:“好吧。车兄,你还有别的事吗?”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车铭笑容可掬地说:“其实,下边这事说不说都没什么,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河道上的汪家奇接到宪谕说,他的差使已经撤了。大人说他擅离职守,其实是个误会。他昨晚上被我传去商议河防上的事,并没有在家。此人干练老成,又是多年的老河务了,如今正是用人之际,突然换上新人,怕要误事的。至于武明嘛,自然也不能委屈他,铸钱司还少一名司正,也是上上的肥缺。我的意思,就把武明补上去,这样,岂不就两全齐美了吗?”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⑨

  手里。

  田文镜沉着脸一直听完,却不置可否地说:“哦,我知道了。老兄道乏吧。”说着就端起了茶杯。清代自明珠当宰相以来,官场里说话,所谓献茶,只是摆样子的。不论是主是客,只要一端茶杯,就表示话已说完,“情尽余茶”了,这就叫“端茶送客”。下边的人都懂这规矩,一见巡抚大人端起了茶杯,不用招呼,就一声高喊:“送客了——”你不走也得走!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眼看着车铭走出花厅,田文镜回头又问:“那个李宏升回来没有?”见没人言声,他又下了严令,“去,传齐全衙所有人丁,立刻行动,把邬先生给我请回来!”

  ①美新处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可是,田文镜毕竟是亲口下了逐客令,现在才想起邬先生来,岂不是大晚了一些吗?邬思道是个明白人,他正巴不得被撵走哪!从抚衙回到家里,他连房门都不进,站在院子里就下了令:“管家,你现在就去雇驮轿,今夜我们就动身,先去湖广,再到南京!”

  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是!”管家答应一声,又问:“请爷示下,您要带多少家人?行李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一边说,他还偷偷地看着邬思道的脸色,琢磨着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邬思道面色平静,似乎并不是在和谁生气。只听他笑笑说:“我这趟出行,大概未必再回来了。家人们去留自便,愿意跟我去的,我欢迎;不愿去的也绝不勉强,每人送三百两银子作为谢礼。你不能走,得等我到了南京后再回来。当然我也要另行赏你,行李我要带走,房子里的粗重家具,也全都赏了你。好了,你快去办吧。”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两位夫人兰草儿和金凤姑,正在屋里做针线,听见邬思道说得热闹,连忙迎了出来,把他搀进房里。问他:“爷这是发的那门子疯?怎么说走就要走?”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邬思道在安乐椅上躺好,大声叫着:“拿酒来,今天咱们要好好地庆祝一番!告诉你们,田文镜把我开销了,这可真是一大快事!他这帖膏药糊在身上,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请我走人的话,我可得以消闲了。”说着,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早就有心要重返故园,与你们一起,疏食邀游,长伴梅花。这次超脱出来,可以偿还夙愿了。哈哈哈哈……”笑声中,杯中的酒又被他喝光了。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凤姑和兰草儿她们俩一听这话,全都愣住了。这两个女人,虽然都是他邬思道的妻子,但金凤姑是邬思道的表姐,而兰草儿却是他的“续姑姑”。说起来好像有些乱伦,可要论起真来,却是一部充满神奇和辛酸的爱情史诗。邬思道年轻的时候,人生得漂亮,学问也好。那年正赶上南闱考试,邬思道辞别无锡老家来到南京,投奔他的姑姑。他的姑夫叫金玉泽,纳捐做官,当着南京虎踞关的千总。邬思道第一次出远门,进了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看什么都是稀罕的。他走走看看,走走瞧瞧,就来到了城隍庙前。也是正该有事,他只顾了看景,却不防和一个进香归来的年轻姑娘撞了个满怀。那姑娘又羞又急,伸手就打了邬思道一记耳光。邬思道头回来南京,人生地不熟,也只好自认晦气。他多方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姑姑的家,一敲门,哪知出来开门的,正是刚才打他的那位姑娘。后来,和姑姑说话中间,才知道打他的是他的表姐金凤姑。邬思道在姑姑这里住了下来,准备应考。姑姑看上了邬恩道的才华,就把女儿许配给了邬思道。两人又成了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结亲的一对姐弟姻缘。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世事常常出人预料。邬思道下场后,虽然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可考官却受收贿赂,该取的全都落榜,不该取的又高中榜首。秀才们不干了,邬思道更是激愤满腔。于是就发生了南京学子抬着财神冲进贡院、殴打考官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案。康熙皇上震怒了,主考官当然难辞其咎,可带头闹事的邬恩道,也被明令通缉。邬思道只好潜逃在外,到处流浪,又不幸被劫道的土匪打断了双腿。十年之后,太后薨逝,大赦天下,邬思道才架着双拐重回三吴老家。也在这里,他第一次遇上出京办差的四爷胤祯。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胤祯心怀大志,当时正在扬州私访,在路上巧遇邬思道。因邬思道和四爷的家人戴铎有同窗之谊,便被邀上酒楼吃酒,又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同年扬州太守车铭。车铭追随八爷,正是平步青云之时。小人得志,非逼着邬思道作诗不可。邬思道推托不过,便趁着他们闹酒的机会,即席赋诗一首: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时。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苦苦苦苦苦皇天。

  ⑩[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页。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圣母薨逝未经年。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江山草木犹带泪。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扬州太守酒歌酣!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他写得酣畅淋漓,堂堂正正,又敲在了点子上。眼下正是太后丧期,他们在酒搂上恣意闹酒,少说也是个大不敬之罪。邬思道诗句一出,吓得车铭魂飞魄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四爷见这个书生如此才华,欣喜若狂,当时就要把他留在身边。可是,邬思道却日夜都在想念着金凤姑,想早点见到她。他不顾四爷的盛情挽留,不辞而别,一个人悄悄地去到南京。可不巧,姑夫金玉泽已经升职进京。他辗转来到北京时,姑姑又已去世,姑夫却把姑姑房中丫鬟兰草儿收做了填房。金玉泽撕毁前约,将凤姑另嫁了八爷的亲信党逢恩。党逢恩是个势利小人,他和岳丈密谋,要以逃犯罪名,将邬思道秘密杀死。生死关头,在南京时就暗中挚爱着邬思道的兰草儿,挺身而出,盗出了后门的钥匙,送走了邬思道。她一句话都没说,只在分手时扑上前去,在他的脸颊上甜甜地亲了一口,偿还了自己的心愿。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邬思道逃脱灾难后,病倒在一个禅院里,后来被雍王爷收留。从此,他就与这位天之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雍正夺嫡登基,朝中人等都说十三爷立了首功。可他们却不知,真正运筹帷幄、在四爷逐鹿中原时起到决策作用的核心人物,正是那个从来都不曾亮相的邬思道。雍正即位的当天夜里,一队兵丁包围并查抄了金家。金玉泽和党逢恩因密谋作乱,而双双被诛,金凤姑和兰草儿这一对“母女”,在混乱中逃了出来,投奔了邬思道。邬思道不计前嫌,也不管她们俩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什么称呼、什么名义,全都收留下来。好在一个本来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子,而另一位对自己不但有救命大恩,还曾经表示了对他的爱慕。就这样,他们三人成了患难与共、再也不肯分开的亲人。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他们这家人的遭遇,早就引起田文镜的注意了。可他费尽了心机,也没探听出来个所以然来。现在邬思道终于摆脱了田文镜的纠缠,凤姑和兰草儿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兰草儿直言直说:“田文镜算是个什么玩艺?在太原见到他时,我瞧着他那狼狈样就觉得恶心。爷真不该救他,这不是救了一个中山狼吗?”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④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凤姑却有另一种看法:“要叫我说,这真是件大好事。咱们爷早就腻歪这龌龊的官场了,离他们越远越好。难道没了田文镜咱们就不吃饭了?”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⑤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邬思道喝了两杯酒,兴奋得脸上放出光来。他躺在靠椅上舒服地说:“你们不要恨姓田的,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你们也不要说这话来安慰我,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这世上的事,不但你们两个不知道,田文镜更不知道。真正知道我的只有三个人:皇上、十三爷和李卫!你们只需明白,我早已是累极了的人,也根本不想在这名利场中再混下去了。何况这里不只有田文镜,还有一位未曾露面的车铭、车大人哪!好在家里尚有良田三百顷,产业十余万,就此撒手人生,逍遥自在,又何憾之有?田文镜好,他真是个大大的好人。他肯放我走,也算替皇上放了我。我如蒙大赦,又何乐而不为呢……”说着,说着,他竟酣然入梦了。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暮色苍茫时,几辆骡车,悄然地走出了城门。这座历经千年的沛梁古城里,曾结纳过无数的文人骚客,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邬思道也许不是从这里出走的最后一人,他将走向何处?他,还会回来吗……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邬思道一家三口,从离开河南境后,便放慢了脚步,边走边看。在武昌,他们上璐珈山礼佛,在黄鹤楼观景,玩得十分开心。几天后,又买舟东下,来到了南京。在这个留下他们许多回忆的地方,旧地重游,当然有说不尽的感慨,道不完的喜悦和酸辛。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桃叶渡全都玩遍了。说起当年凤姑给了邬思道一记耳光的事,夫妻三人捧腹大笑。谈话中又说起了贡院,两个女人吵吵着要去看看,邬思道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两眼盯着面前云水浩渺的长江天险,脸色变得越来越沉重。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两位夫人都与他息息相关,他的一举一动,也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凤姑见他沉默不语,便陪着笑脸说:“快,你坐下来歇歇。都怪我们不好,一玩起来,就把你的身子忘记了。好在天长日久的,咱们歇一会儿就回去。明天嘛,是去鸡鸣寺,还是游玄武湖,都由你来定好么?”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经看出问题来了。”

  兰草儿更绝,她说:“再不,咱去游秦淮河好了。爷放心,不管你找什么美人来陪你,我们也不会翻醋坛子的。”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邬思道怅然若失地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说:“唉,你们哪!我出门就坐轿,又一步不能走,我累的什么呢?”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俩人一听这话,就更是上心了:“那你为什么……”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邬思道一指前边:“你们瞧那只大船!”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两人顺着邬思道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江里泊着的是一艘官舰。舰上蒙着鹅黄色的遮阳篷。甲板上还站着一位老头,正和一大群人在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这里离得太远了,说话声当然是听不见的。可是,官舰上插着一面明黄色大旗上的字,在艳阳丽日下,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钦点南闲学政钦差两江观风使鄂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⑧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邬思道嘴边闪过一丝苦笑:“看见了吗?这是鄂尔泰的座舰,他也到南京了。”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凤姑看看丈夫的脸色说:“他来南京关咱们什么事?他来他的,咱们玩咱们的,谁怕谁呀?他敢把你怎么样?你要是不想见他,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邬思道忧郁地一笑:“这个鄂尔泰在皇上面前,宠信不在李卫之下,可是他的歹毒和狠辣却连田文镜都得甘拜下风!皇上即位的那天夜里,他奉旨查抄了十三家财产,金家也是在那天垮了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两个女人像被阴风吹着了一般,激凌凌打了个寒颤,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可怕。那一晚上的事,实在是终生难忘。事先并没有一点动挣,善扑营的几百铁骑,就如神兵天降一样冲了进来。他们把金玉泽从热被窝里拖出来,让他穿着单衣,跪在门前的雪地里。家里所有的男女,也全都集中起来,一律搜身,也一律囚在一间库房里,连件棉衫都不让穿。那一天可真冷啊!金玉泽就是在那天夜里,连冻带吓,僵跪至死的。事情虽已过了两年多,可她们一想到那可怕的时刻,还是吓得浑身战抖,这老头儿的手段也真让人佩服!可细想起来,这事既不能怨恨皇上,又不能怪罪邬思道。不全是金家自己作孽吗?她们又都无话可说了。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⑨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邬思道看了她们一眼,也知道她们正在想的是什么事。他慢慢地说:“这几天来,我总觉得心里有事,却就是说不出来。一见鄂尔泰,倒给我提了个醒。明天我就到总督衙门去,我必须马上见到李卫。走,回家!”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高高兴兴地出来,满腹扫兴地归去。回到馆舍,两个女人,服侍邬思道洗了身子,让他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邬思道睁开眼睛说:“你们现在想的什么,我全都知道。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我如果不爱你们,哪还有今日?金家败亡的时候,十三爷曾叫我不要再管你们的事,我没有听他的话,尽管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我现在的处境并不很妙,说给你们,又让你们为我担心,何必哪!可是,有一句话,我非说不可,那就是这世界虽大,我却三尺难藏!只要雍正爷在位一日,我就别想有一时的清静。我现在还不能归隐,要归隐也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凤姑是读过书的人,知识稍微广一些,她看看邬思道说:“你别胡猜乱疑的,我们既然跟了你,你到哪里,我们也自然要跟到哪里,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只是……只是,我们心里难受,要不是我们拖累了你……”她说不下去了。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兰草儿心里也同样难过,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说:“爷心里明白,既然你害怕,那就躲开呗,为什么还要上李卫那里凑呢?”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唉,你们不懂啊!李卫现在遇上了难处,我得帮他一把。李卫这人,我是知道的,别看他少了一点文采,可他的聪明却一点也不亚于别人。他是个仗义的人,人对他有点滴之恩,他必定要涌泉相报。他和宝亲王弘历又特别要好。我的事,也只有让他在宝亲王面前说话,才能有出头之日,也才能保得我一世平安。你们俩睡去吧、让我再好好地想一想,不要来打扰我。”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4时。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两人哪敢去睡!见邬思道闭上了眼睛,她们就坐在他的床头,轮番地替他打扇,竟一直坐到天光放亮。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南京明代故宫废址的西北,多有一些大衙门。贡院、巡抚衙门、总督衙门等等。可是,座落在这里的江宁织造司更是不同凡响。当年,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住在这里,这就是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曹寅的府第。曹家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当了满族包衣奴才的。历经几代,才成为清初的一大望族。可是自从康熙去世,雍正登基之后,却又被多次抄家。前一个人抄过刚走,后一个人就再次来抄。抄来抄去,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曹氏后代子孙们,死的死了,充军的发配到边疆了,剩下的七零八散,谁也不知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不过,这里毕竟曾有过昔日的辉煌。因为康熙每次来住,就要重新修葺一新,所以早就是皇帝行宫的规模了。今天,邬思道从这里路过,也掀起轿帘来看了一看。他看到的却是宫阙依旧,人事全非的情景,不由他不感慨万分。

  ④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过了江宁织造司不远,就是李卫的那个总督衙门了。软轿在此停住,邬思道费了老大的力气,才艰难地从轿子里钻了出来。这总督衙门的建筑,也是非常壮观的。轩敞高大的府门紧闭着。门上朱漆铜钉,衔环叮当,两尊汉白王雕成的石狮,蹲坐在大门两旁,注视着广场上的过往行人。两行卫士,列队挺立,腰刀佩剑,目不邪视,与那白色的石狮,恰成鲜明的对照。广场上,立着一座高约三丈有余的铁旗杆。骄阳下举目观望,迎风招展、猎猎作响的帅旗上,绣着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一行大字:

  ⑤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钦命两江总督李

  ⑥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总督帅府里大概正在议事,来的人看来还真不少。门外广场四周,歇着无数大轿。也许是天气已近端阳,气闷炎热;也许是轿夫们等得太久,闲得无事可干。他们便东一片,西一堆地挤在一起,正在海阔天空的神聊。这情景与门前那肃杀、静穆的气氛比较起来,又别是一番风味。跟着邬思道来的轿夫,不敢前去通报,却回过头来直看着这位先生。邬思道没法,只好瘸着两腿亲自走上前去。可他离大门还远着呢,就听一声断喝:“站住别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⑦[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26页。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邬思道一直等那个戈什哈来到面前,才从怀里掏出名刺递了过去、从从容容地说:“烦请通报,我要见你们李制军。”

  ⑧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那戈什哈拿着名刺上下端详了好大半天说:“鸟……思道?嘿,今儿可遇上稀罕事了。这世上姓什么的都有,我还没见过姓鸟的呢!哎?不对呀,怎么这个鸟还长着耳朵?这又是个什么鸟?”他回过头来又说,“我们大帅正在和各县来的官员们议事。吩咐了,今日不见客。你改天再来吧。”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邬思道遇上了这等事,真是笑也不得,骂也骂不得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好,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李卫,自己识字不多吧,还又带出了一群睁眼瞎的兵!你再好好看看,看清楚点,那上边写的是个‘鸟’字吗?不过,既然李卫有事,你就叫翠儿来接我吧,我先见见她也行。”

  ⑩“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致南日函,1951年7月12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什么,什么?翠儿,翠儿是谁?我们这里没这个人!”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邬思道有点火了:“翠儿是谁用不着你问。你快去,把李卫的老婆给我叫出来!”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那戈什哈见这位发了脾气,有点慌了。可是,仔细一看,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瞧他这身打扮,穿戴普普通通,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既不像官,又不像民,更不像有钱有势的大财主。要说特别,也就是站到人群里边显得整齐修洁点罢了。再看他的风度,似贵不贵,似贱又不贱。说话到是挺文雅的,可一上火,又这么噎人。他这里还在猜测,邬思道可等不及了:“哎,我说,你快点行不行,快叫你家主母出来见我。她要是说不见,我回头就走还不行吗?”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戈什哈没法,只好进去回禀主母。可他去时,慢慢腾腾,回来时却是一路小跑。来到跟前,先十分麻利地打了个千,然后就跪下磕头,磕完头起身又是一个千,这才开口说话了:“爷确实身份贵重,小的得罪了,我们宪太太发了话,叫小的快快来请。因衙里正在议事,宪太太出来不便,请您老体谅。爷这边走,您请!”

  “李奇微将军: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邬思道畅怀大笑着说:“怎么?我不是‘鸟先生’了吧?”说着,从怀里掏出一锭约有五两重的银子扔了过去,又返身对跟他来的轿夫们说,“回家去告诉两位太太,没准儿,我今晚就不回去了。如果这里能住得开,我就派人去接她们。”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那个戈什哈见这位爷出手大方,此时他又成了向导、就更是卖力。两人穿堂越户,来到李卫的官衙后院。翠儿早就迎在门口,见邬先生进来,先蹲身福了两福,又说:“我已经派人叫他去了,先生,您这边请!”回身又叫丫鬟:“梅香,快去取一盘冰湃葡萄来,给先生送来解暑。”说完便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先生走过去,才紧紧地跟在后边。看得那个戈什哈眼都直了。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进了正厅,翠儿就要行礼,邬思道却笑着说:“罢了,罢了,不要讲那么多的礼数了,你如今已不是雍王府的丫头;我也不再是雍王爷的师友。我一个山野散人,一个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了的闲人,让你这诰命夫人向我行的什么礼呢?哎?这里满屋子全是书。好啊,好啊,李卫知道读书了,真让我高兴。”说着拈了一颗冰湃的葡萄在嘴里含着,又浏览了一下李卫的书架,不看还罢,一看,他竟然忍不住笑了,“翠儿,你瞧瞧,这一本是前年的皇历,而这本又是什么呢?哦,是算命先生用的书。嗯,这一本《唐人传奇》,倒还勉强说得过去。好,这才是真李卫,要不是他,绝对不会买这些书。”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翠儿说:“嗨,别人不知,先生您还不知道他吗?他哪里是要读书,全是买回来装幌子的。前些日子,那个也是姓李的叫……哦,叫李绂的,在皇上面前参了他一本,说他不读书,他回家来就说,李绂这人还算不错,要是再有个更坏的人来挑我的毛病,那可怎么好啊!所以就急急忙忙地叫人去买了这些书来。买是买了,可他却从来也没有摸过。我问他,你怎么光买不读呢?他说的话才真叫气人哪!他说,咳,原先在四爷书房里我还不正眼看它们呢。现在再读,不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吗?先生,您要是能常在这里也许能教教他。他和我说,田文镜容不下您,还说您一定要来见他。我就天天盼您呀!依我说,先生您干脆就在这儿住下好了。哎,我那两位嫂子怎么不跟您一起来?您真该把她们也带来,我们也好在一块堆儿说说话,那多好啊!”她一边说着,一边又招呼丫头们献茶,还又亲自捧着,送到邬思道面前。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邬思道听着翠儿这东一榔头、西一棒锤却又简捷明快的话,一时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他们当年虽然都在雍王府里做事,可身份却大不相同。李卫是书房里的小厮,翠儿是内府的丫鬟,而邬思道却是雍王爷的座上宾相。合府上下,谁见了他,也得规规矩矩地站下,打躬行礼。就是弘时、弘历和弘昼这三个王子,对邬思道这位在父王跟前师友兼备、说一不二的人物,也全得执子侄辈的大礼。那时他也曾见过小翠,但却从来也没说过一句话。她在这位先生面前,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不敢有一点轻慢。可世事变化太快了,几年不见,当年少言寡语的小丫头,如今变得这么爽快,这么开朗,这么亲切,这么懂事,又成了二品诰命夫人,真真是让人应当刮目相看了。听翠儿终于说完了,他才说:“李卫买的这些书,与其摆在这里充数,还不如不摆更好。那个李绂就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他说李卫不读书,指的是李卫不读正经书。你看,这书架还放着一本《春宫图》,这是淫书嘛,哪能摆到人眼前?要是让外人看见了,一个状子告上去,李卫就是有八张嘴也说不清了。这上面的书,全都要换掉!回头我给他开张单子,叫他按方抓药也就是了。”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这边正说着话,李卫已经大步流星地赶了进来。翠儿迎到门口笑着说:“先生在这里坐了好大一会儿了,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就是外面有天大的事,让他们先议着不行吗?哪怕你先回来见见先生再去呢,就能误了你的军国大事?”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李卫也不答话,先自摘了顶子,脱了袍服,然后走到邬思道面前,一个千就打了下去,起身又重新跪下磕头,完了又是一个千。这才站起身来说:“先生别见怪,我也是急着要赶回来的,可是……唉,官身不由己呀!”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邬思道笑了:“你以后见了我,千万别行这大礼,咱们执个平礼也就是了。你又磕头,又作揖,外加上连着打千,我又搀不能搀,扶不能扶的可怎么好?再说,我现在的身份,哪能受你这样的大礼?从今天起,雍王府的规矩全都免了!我原来只是想见见你,而且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偏偏你的门丁要叫我‘鸟先生’,把好好的事闹得大发了。哎,我今天是要问你一件大事的。鄂尔泰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①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李卫说:“谁知道啊!前天我本想去拜见一下,咱们不是‘地主’嘛。可你猜都猜不到,他的门丁对我说:我们大人不见客!真他妈的混蛋一个,你不见我,老子还不想看见你呢!”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②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海、山东。”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④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⑤

  站不出来。”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⑨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个道理。”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⑩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③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④[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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