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回,毛泽东传

作者:现代文学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年羹尧被皇上这东一斧子,西一榔头的话闹糊涂了。皇上一会儿说,八爷他们不老实;一会儿又说,他们可以改好。究竟哪句话是真的呢?哦,我明白了,皇上这是在和我谈心呀!昨天我见到史贻直那势头,还真有点忐忑不安,以为皇上一定不肯放过我。现在才明白,我跟皇上毕竟是一家人嘛。要不是皇上把我当作心腹,他心里的这些话,是绝对不肯向我说的。年羹尧激动地对皇上说:“主子放心好了,有奴才在外头带着兵,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小人,也不敢胡说乱动的。万岁赐才说到兄弟情份,奴才不敢插言,只求皇上善自保重。一旦皇上看到有什么意外,就告诉奴才。从这里到西疆,八百里加急,三天就可以到奴才那里。奴才一接到旨意,马上就挥师东进。看他哪个大胆,敢来抗拒我王者之师!”

  县令寿吾坐在最下边,当时他接这案子时,还是杨名时在这里当按察使,黄伦还没有调来。寿吾万万想不到,这案子会越审越糊涂。今天一听李绂头一个就点了自己的名字,他脸上一红一白地说:“回大人,当时程森并没有到庭,是派他的管家程贵富代理的。还有几个在现场的佃户,他们说的和程森不一样。刘王氏的父亲和孙子,是在八月十五饮的药,而不是八月十六。八月十五程家设筵招待佃户,续定来年的租约。刘家乘机揭出程森欺孤灭寡,被程家庄丁们殴打,才吞药自尽的。这件事在场看到的人很多,卑职以为证据确凿,才当场就定了罪名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雍正欣喜地一笑说:“哎,这就好了。朕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哪!其实朕自己心里也清楚,北京城里哪能就会翻了天呢?当初,内有老八,外有老十四,朕还不怕呢,何况如今又有你在前边,朕就更能够放心了。走吧,咱们君臣在这里说话久了不太好。瞧,外边那么多人都在等着咱们哪!”

  坐在寿吾身边的汉阳知府也说:“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卑职所以就照准了。”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雍正拉着年羹尧的手,两人边说边行地走向午门……

  黄伦却一口就驳了回来:“程贵富既然不是正身,他怎么能替家主认罪呢?分明是那程贵富对家主心有怀恨,才有意诬陷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年羹尧出京后的第五天,邬思道又奉旨回到了开封。河南巡抚田文镜见他回来,当然十分高兴。虽然他仍然不知道这位师爷的真实身份,不过却不敢拿大了。无论邬思道是否上衙门办事,也不管他在作些什么,每天一早,先打发手下恭送五十两银子以备先生使用。邬思道照收不误,却更是随便。想来就来,想走便走。有时还打个招呼,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也不照面。今儿个到相国寺进香,明天又到潘杨湖上泛舟,游龙庭、登铁塔、吟诗弄琴,越发地逍遥。吴凤阁他们几个师爷,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总是凑着机会在田文镜跟前发牢骚。田文镜也不作解释,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实在没法子了,才安慰说:“你们不要攀扯他,他一个残疾人,也不容易。再说你们得的钱少吗?也不值得为这点事呕气呀。”

  程森立刻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幸亏黄臬台明鉴,不然我就要死在自己的家奴手里了。”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田文镜就任河南巡抚后,一心一意地想搞出个名堂来,也一心一意地想讨好皇上。他知道皇上的心意,所以一上手,就狠抓吏治。可别看他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说出话来,还是照样不响。就说晁刘氏这件案子吧,他想抓、想办却又事事受制。不错,他拿下了臬司衙门的二十几号人,又具本参奏胡期恒和车铭两位大员,说他们“私通僧尼,卖放收贿”。哪知,这件事连和尚尼姑都认罪了。可上边却不批!吏部要让他“将二人不法实证,解部上闻”;刑部更绝,竟说“僧尼所供甚骇视听,着该员重审,评实再报”!田文镜看到这批文,简直是欲哭无泪了。他原来让车、胡二人封印待参,就是想镇住和尚、尼姑,好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的。现在妖僧淫尼的后台不倒,再审还能够审出什么名堂?看看自己身边,竟连一个真心帮忙的都没有,简直是个孤家寡人嘛,唉!

  李绂把惊堂木“啪”地一拍:“你与我住口,等问到你时你再说不迟!刘王氏,你说,事情到底是发生在八月十五,还是在八月十六?”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就在他不知如何才好的时候,门上的衙役领着个人进来了。田文镜因为眼睛近视,看不太清。只觉得来人个头又高又瘦,头上戴着蓝宝石的顶子,好橡是位三品官。田文镜刚犹豫着站起身来,那人就来到面前了。哦,原来是湖广布政使高其倬。这个人田文镜早就认识了,也知道他是雍朝一位专门看风水的阴阳先生,很受皇上的器重。但他到我这里来,又有何贵干哪?正在发愣,高其倬却笑着开口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怎么,田大人当了封疆大吏,就不认识在下了?想当年,你在十三爷手下做事,奉差到四川催交库银,没和我高某打过交道吗?”

  程森抢先说:“是八月十六嘛,庄户们都可以作证。”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田文镜一边还礼一边说:“哪里,哪里,高兄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到这里来。嗨,门上怎么也不通禀一声?这些人办差,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说话间,几个衣衫蓝缕的人跌跌撞撞地爬了进来说:“我家程老爷冤枉啊,八月十五那天我们都在程老爷家里吃酒,刘老栓也在,没看见他吃了砒霜啊!”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好了,好了,他们原来也是要通报的,却被我拦住了。我最不喜爱那些个虚套子,咱们也用不着开门放炮的,张罗什么呢?”高其倬还是那样熟不拘礼的,说起话来,也还是十分随便。

  李绂严厉地问刘王氏:“嗯,这是怎么说的?”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田文镜等高其倬坐了下来,才又问:“其倬兄是进京引见的吗?”

  刘王氏爬跪两步,指着几个证人连哭带说:“青天大老爷,他们都是程家买通了的佃户,程森说八月十六,他们敢说是十五吗?那天民女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抬尸首时,哭得满街的人们家家都过不成节了。老爷您问问村民们,这个日子民女还能把它记错了吗?”说着,她放声号啕:“我那屈死的老爹和姣儿呀……”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不不不,我是奉诏进京的,这次是从李卫那里绕过来。也算是奉了皇差吧,皇上要我先来见见你们。”

  李绂把脸一沉问外边看热闹的人:“你们都是程家村的吗?有谁能证明刘王氏他爹是哪天死的?”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田文镜连忙起身,打了一躬说:“臣田文镜恭谢皇上眷顾之恩!”

  外面有几个小伙子挤进人群说:“老爷,刘王氏说得一点不错。我们几个全和她是同村,八月十五那天晚上,她们家哭得一个村都不能安生,难道我们还能记错了?”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高其倬却没敢摆身架:“不不不,你不要多礼。我这次面圣,其实主要是替皇上在遵化造陵的事。”一说这事,高其倬就来了兴致,“钦天监的人看了一处,去年他们让我再瞧瞧,我说这地方绝对不行。你们在外边瞧着好,却没看出这里地气已尽了,不信就挖挖看。他们一挖,果然,七尺以下全是黄沙,还涌水。嗨,堪舆这一行,得我说了算,别人谁都来不了,他们不服也不行啊!这次我为皇上选风水宝地,还是邬先生推荐的哪!哎,邬先生在吗?快请出来让我见见哪!”

  衙门外响起一阵喊声:“老爷,那天确实是八月十五啊!”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田文镜摇着头说:“其倬,说实话,连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哪里去逛了。唉,千不怪,万不怪,只怪我这汪水太浅了,养不起邬先生这样的大才。你和我是老相识了,我不瞒你,田某这个巡抚当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李绂一声冷笑,转过身子问程森:“全村的人证俱在这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高其倬笑笑说:“老兄,你的难处苦处皇上都知道,皇上差我来看你,在我进呈御览的密折中都批了。告诉你,连你老兄呈上去的折子,皇上都让我看了。文镜兄,你办差办得不精明啊!李卫现在的境遇就比你好得多。在清理亏空时,他保了一批官,可是,他也把详情禀报了皇上。鄂尔泰在李卫那里,累得差点儿要死,也没能抓到任何把柄。李卫就是在站稳脚步以后,才试行耗羡归公的。他不像你,一上任就整人,一整就整得鸡飞狗跳墙。不过,皇上知道你的难处,也知道你是不避嫌隙的,这才让我来和你谈谈。”

  “……兴许……是我记错了……”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田文镜问:“其倬兄,这话是皇上说的,还是你自己揣度出来的?”

  “不,是你太聪明了!你把日子定到十六,就只有你家的佃户们在场,如果是十五,那么见到的人就多了!可惜呀,八月十五这日子太好记了,更可惜的是你不能一手遮天!你能胁迫你的佃户,却掩不了众人的口舌!”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哎呀,文镜兄,你太多疑,也太难和人相处了。你瞧瞧,我是那种敢捏造圣谕,招摇撞骗的人吗?你知道,皇上在未登基时就是个孤臣。他不但与众大臣落落寡合,就是和八爷相比,人望也差得多。皇上不准我复述原话,我只能说到这份上。”

  程森像是被打翻了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李绂紧接着问:“刘王氏告你强奸了她,可有此事?”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田文镜听到这里,当然不能再问了,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欣慰。他流着眼泪说:“皇上能知道我田文镜这点心思,我就是累死、难死,也心甘情愿了。我何尝不知道,皇上也是难啊!高兄,有件事我真不明白,车铭是八爷的人,我扳不动他并不奇怪。可年羹尧为什么也要护着他?像胡期恒这样的人,如果交给我审,他的罪名绝不在诺敏之下!他们两个,一个管着钱粮和官吏调度,另一个管的是法司。扳不倒他们,我在河南还有什么干头儿?你们大家也许都在想,这里不是有个邬思道吗?不错,他是我化钱‘聘’来的。可他只管拿钱,却屁事不办,越是要紧的事,就越是指望不上他。哼,要真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早就让他卷铺盖滚蛋了!”

  程森低下头说:“大人,这可真的是冤枉啊……”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说谁就有谁!田文镜正在这里发牢骚,却没注意邬思道已经走进门来,而且还恰巧听见了他的话:“好啊,中丞大人,你要是真地放我走,我从前要的银子,一两不少,全都还给你。”

  刘王氏跪在下边,一声大叫:“他……他真地是那样干了呀……”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田文镜吃了一惊,忙回过头来一看,却正与邬思道打了个照面,他羞红了脸十分尴尬。高其倬也很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笑着说:”哟!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可真是太巧了。假如你再晚到一会儿,说不定我也要说些怪话的。”他走上前来,搀着邬思道坐下,这才又说,“先生,我刚从李卫那里来。李卫带话叫问候先生好,说您的两位夫人和翠儿处得很好,请先生不要挂念。哦,刚才是我和老田在说闲话,他也是一肚子委屈没处发作,才说了那么几句。先生您大人大量,不要往心里去。”

  这一声喊惊动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谁不想亲耳听听这又稀罕又风流的事呀。衙役们又推又搡,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一位师爷有主意,他手端砚台拿着毛笔,向外头泼洒过去,人群这才散开了。李绂下令让他们全都站在一丈开外,这才对刘王氏说:“你知道,这是公堂,你必须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能为你结案。既然是他强奸了你,那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史书上有多少女子受辱而死,《春秋》上是从不责备的。你只管如实地说,不要顾忌。”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邬思道诚恳地说:“不不不,你不了解田大人。他刚才说的全是实话,只拿钱不做事,能算上是个好师爷吗?今天既是你们把话说到了这份上,我不说清也不行了。田大人,我其实是当今天子雍正爷的朋友。十几年前,就在雍王邸与皇上朝夕相处,直到皇上登极。我曾为皇上参赞,皇上原来也打算让我进上书房的。这就是我的真实身份,现在一点儿不瞒地全都告诉了你。高其倬,你和李卫也是朋友,当年他作县令;你在他手下当师爷。我的底细你全明白,你说,我的话有没有假?”

  刘王氏这才说了经过。原来是程森要让她去家中帮助缝补衣物,刘王氏也想借机免了自己家的佃租。那知,程森却趁她不备,先是动手动脚的抚摸,接着就勉强她做了那种事。刘王氏不从,还在他大腿上抓了两把,把他的血都抓出来了。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一听邬思道竟有这么高的身份,田文镜惊得呆住了。这时,他才明白,雍正皇上为什么在提到邬思道时,只说“先生”,而从不提姓名。也才知道,皇上问的那句“邬先生安”的真实含意和分量。这,这……

  按察使黄伦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好啊,既然你在他腿上留了记号,那就当堂验证岂不更好。”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高其倬听见邬思道自己报出了身份,也连忙依着规矩站起身来。他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对不知所措的田文镜说:“文镜兄,邬先生适才所说,句句是实呀!皇上还在藩邸时,就是以师礼对待先生的。李卫见了先生,行的也是奴才的礼节。就连皇上跟前的三位阿哥爷,对邬先生也是以‘世伯’相称,而不敢有一点儿轻慢的……”

  哪知他不说话还好,他一开腔,刘王氏却突然转向了黄伦:“你你你,你这不是人的赃官,事到如今,你还要逼我吗?三年前的抓伤,如今怎么验得出来?既然你苦苦逼我,那我就把你的下作事也全说出来。那天,你在二堂密审我时,你说,只要我从了你,和你‘春风一度’,你就可以替我报仇。我……我早已不是人了……就,从了你……”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邬思道摆摆手止住了高其倬的唠叨,淡然地说:“老高,你不要再多说了,帝师我是不敢当的。我也知道若不是文镜烦透了我,今天他这话也绝不会说出口来。世人都知,隐士有三:即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我这个身子,是不适宜在朝为官的。当初辞别皇上时,我就提出要归隐田园。可是;皇上说,‘既不想看你大隐,也不愿让你小隐’。所以,我就到你这里来‘中隐’了。其实,是你在替皇上养活我;而我则是‘隐’在你的身边!我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和别的师爷一样,去争名遂利呢?”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天棚又接着说,“其实,要我自己说,中隐才是最难的呀!文镜大人,你知道我多么想我的无锡老家吗?那山,那水,那梅,那雪……可是,没有圣命,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呀……”说着,他的泪水,竟潸然流了下来。

  事出意外,更是炸了大堂,黄伦暴跳如雷:“好你个刁妇,竟敢诬陷大臣,你不要命了吗?”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田文镜见他这样,忙走到他身边说:“先生,请恕文镜无礼之罪。唉,皇上以国士之礼待你,而我却把你看成耍嘴皮子的‘师爷’,可见我田某有眼无珠。我这里的一切。先生全都看到了,只有一个字:难!就说眼前吧,放着车铭、胡期恒两个是非之人,我就不能动他分毫!这不,我刚要请他们来议事,他们二位却跑到郑州去拜见年大将军了。临走时,连声招呼都不打,硬是不把我这堂堂巡抚放到眼里!咳,不说这个了,今天我略备水酒,给先生陪罪,也算是为高兄接风吧。”说话间,他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放着邬思道这么硬的后台,我还怕扳不倒车铭和胡期恒吗?就是年羹尧为他们撑腰又岂奈我何?

  李绂却十分地冷静,他慢慢地说:“刘王氏,你可要想清楚了,以民告官,这本身就是一条罪呀!”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就在田文镜这样想的时候,车铭和胡期恒二人,早已来到郑州了,年大将军虽然只是从这里路过,但那威风和架子也同样是摆得十足。临近几省的大员们,都纷纷前来捧场。请安回事的,拉拢感情的,关说是非的,恭送程仪的,什么目的全有。甘肃巡抚因相距太远没有法来,还派了他的两个儿子前来恭迎哪!大帅行辕里,不分昼夜,灯火辉煌,笙歌嚎亮,酒筵不断。前来拜会的官员们,也全是媚态毕露,馅言盈耳。与这情景相比,离得最近、来着最方便、也最应该来巴结的田文镜,却顶着不来,就显得十分扎眼了。

  刘王氏不顾一切地说:“我的脸已经是一文不值了。我要说,我看见了……他的肚脐下有一块巴掌大的胎记……他……他的‘那个’上边还有一块拇指大的黑斑。大人不信,可以当堂验证。”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车铭和胡期恒见到这阵势,已经觉得没有指望了。他们只向大将军行辕递了手本,表示了渴望一见的心情,便死死地静坐在驿馆里等候。哪知,大帅行辕的一名中军校尉却突然送来了名帖。说请胡、车二位,到大将军行在去会面。二人一见这名帖,全都惊呆了。大将军给他们送名帖,他们哪敢接受,更何况,这名帖也不同一般哪:用手一掂,大约有斤来重,不知用过多少次,也被人退过多少次了,抚摸得滑不留手。就这派头,谁人能有,又谁敢收它。原来它是用大楠竹特制的,比屋瓦还长了一倍,上面刻着两行大字:

  李绂笑着走下堂来,把黄伦叫到后堂说:“黄大人,事情闹到这样地步,可真让学生为难。请你审时度势,从实说出来,我还可以保住你的面子。”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一等公、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

  黄伦却恶狠狠地看了李绂一眼,一句话也不说。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年羹尧顿首拜

  李绂仍是笑着问:“难道你想当堂出丑吗?”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车铭一看,忙陪着笑脸把名帖壁还说:“请军爷上复大将军,卑职等绝不敢当,稍后立刻就去谒见大将军。”

  黄伦还是一言不发。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俩人换了袍服赶到驿馆时,眼见得门前的轿子,排成大队,全在候着,而他们却可昂然直入,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年羹尧今天很是兴奋,一见他们两人进来就说:“好好好,你们终于来了。陕西、山西、山东、安徽巡抚早就来了。昨儿个我就想,来到河南,怎么不见地主呢?你们那位田大人,与我也真是无缘。我进京路过河南时,他‘太忙’;我要回西宁了,他又‘身子不适’!唉,这叫人怎么说好呢?”

  李绂勃然作色:“好,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人!”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车铭和年羹尧不是很熟。所以虽然听出了年羹尧是话中带刺,却不敢接碴。他进来后一瞧,这里还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老的,已经花白了头发;少的,似乎刚过而立,手中拿了本书,自顾自地坐在窗前看着。

  几名戈什哈应声而入,李绂狞笑一声说:“给黄大人去衣!”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他傻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觉得手脚都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胡期恒却十分坦然,他和年羹尧之间不是一般交情啊!一进门就朝那老者奔了过去,亲热地说着:“哎呀呀,这不是桑军门吗?晚辈给您老请安了。大将军进京时,我没能见到您、后来一问才知,您老竟没跟大将军一块来;我想着这次还是没福相见呢,偏偏您老却又来了。我给您者预备下了二斤老山参,也没有带来。咳,您怎么也不给我个信儿呢?”

  这群戈什哈们还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干这种事。一个个如狼似虎地冲了上来,三下五去二地就把黄伦扒了个浑身精光。刘王氏说得一点不错,他的那两个地方,都长着明显的标志哪!黄伦像一个就要绑赴刑场的犯人一样,趴在地下,一声也不敢吭了。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年羹尧看车铭有些发呆,便在一旁说:“来来来,我为各位引见一下。这位老者就是我的中军参佐、也是我的奶哥哥桑成鼎。这位学士的大名,你们想必早已有闻了。他就是今科探花刘墨林,也是西征军的粮道、参议道。老桑,你还记得当年的事吗?那年我进京赶考,病倒在胡家湾。胡老爷子好医道啊,硬是救活了我的命,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哪!要不是胡老爷子,哪有我年某人的今天?所以,我这次路过河南,谁都可以不见,却不能不见见胡兄啊!哦,这位,就是河南藩台车铭,车大人。他是位十分干练的官员,也是王鸿绪的得意门生!”

  李绂兴致勃勃地回到大堂,端坐堂前说:“程森,黄某已经全部招认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勾结的,你与我老实招出来。说!”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刘墨林一听“王鸿绪”这名字,就知道,车铭也是个“八爷党”的党徒。不过,他却没在脸上带出来,一笑说道:“哎呀呀,二位都是前辈高人,晚生在此有礼了。”

  随着他的这个“说”字,他手中的惊堂木猛地拍了下去,这两种声音又恰恰碰在了一起。只听“啪”地一下,像是击在了程森的头上,他,和他的同伙们,一个个全都蔫了。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车铭也陪笑说:“哪里,哪里,昔日黄花,早已不堪再提了。哎?你在看徐大公子的诗吗?徐大公子也赠我了一册,至今我还常放在案头哪!他的诗作,堪称海内独步呀!”

  李绂大声宣读了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判决。一声令下,程森被押了下去,黄伦也被带走了。门外响起了一阵欢呼:“真是包大人重生啊!”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刘墨林见他如此巴结徐骏,也笑着说:“是啊,是啊,徐兄大才,确实让人望尘莫及。晚生随身带着,就是要好好拜读的。”

  李绂退堂回来时,走过二堂门口,却见黄伦还跪在那里。瞧见李绂来到,他忙上前跪了一步说:“犯官有罪,请抚台大人念我十载寒窗,三下考场,熬到今天确实不易。请大人笔下超生啊……”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年羹尧对众人说:“都是自己人,闲话就不必说了。老胡和车大人,说说你们这里的事情吧。”

  李绂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干的这事,大丢人,不单是丢了你自己,你先人的面子,连朝廷的脸面全都撑不住啊!当今万岁是最讲心田的,你坏了他的名声,断断没有轻饶之理。你下去后,先写一份服辩,我在奏请圣览时,附上夹片,请圣上裁决吧。认罪认得好,或者能保住不死,至于官职、功名等等,恐怕是连想也不要再想了。世上能够洗雪耻辱的只有时间,你拼得十年二十年的,好好干,或者能成就大气侯呢。”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因为,刚才家人来报,说宝亲王和李卫已经来到他的后房,他怎么能不赶快迎接呢?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胡期恒忙说:“大将军垂问,敢不如实回禀。”

  李绂急匆匆地来到门口,刚报了职名,就听宝亲王在里面笑春兑:“哦,咱们的‘包龙图’回来了,快,不要讲那些个虚套子,进屋来说话吧。”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年羹尧瞟了一眼刘墨林又说:“哎,话不能这样说。河南的事,我本来是不想管,也不该管的,何况田中丞也没有来。不过,万岁多次说,要我沿途‘观风’,我不问一下,以后皇上朱批下来,我一问三不知,也不大好。就算你们说的是一面之词吧,你们说,我们听,权当作是闲聊好了。至于怎么处置,以后皇上自有章程的。”

  李绂三步并作两步赶进屋里,还是按照规矩,向宝亲王历弘行了大礼,又请了圣安,这才回头与李卫见礼。哪知,李卫正在炉子旁烤白薯,烤得满屋里都是清香。他笑着说:“好你个叫化子,竟到我这里瞎折腾。是你自己馋了,还是在巴结主子呀?”宝亲王却只是微笑,李绂又说,“臣前天才接到邸报,说宝亲王去了南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湖北呢?”他指指宝亲王身后站着的一位青年问,“臣眼生得很,还没有见过这位小哥呢?”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车铭和胡期恒听了这话,都觉得眼前一亮。他们甩开田文镜跑到这里,就是要向年大将军诉诉苦,再用大将军的威严,压一压田某人的气焰。

  李卫笑着说:“你小子没有见过的世面多着哪!别看这位小哥子,把你们衙门里的人全都叫来,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他复姓端木,名良庸,是新近才跟了宝亲王一同南巡的。”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如今机会到了,只要他们说的在理,年羹尧密奏一本,说不定还能扳倒头上这座大山呢。不过,刘墨林也在座,却又不知他是个什么背景。万一说错了,还不如不说的好。车铭是在宦海中沉浮几十年的老油条了,他明白,只要一开口,就会有是非,他得为自己多留条后路。此刻,见胡期恒看看自己,意思是让他先说。他在椅子上一欠身说:“胡大人,你是按察使,你就说吧,有什么疏漏之处,我自然要为你补遗的。”

  “哎呀呀,失敬了。不过我瞧他文质彬彬的样子,倒像是位读书人。王爷,皇上到底是生了什么病?”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哦,皇阿玛身子是不大好,不过也没什么大病。我这次出京,就带着寻访异能之士的差使。你这里若有身怀绝技之人,可写了密折奏进去。哦,对了,你马上就要进京了,一路上留心寻访就是了。”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李绂回答说:“王爷,据臣看,皇上哪有什么病?他全是累的呀!我这次进京路上,注意寻访就是。不过王爷刚才说到的‘异能’之士,臣却不敢奉命。不但我不奉命,还要劝李卫老兄也小心着点。那些离经叛道的人,可千万不能胡乱荐进去。你要是荐了,我一准要弹劾你!”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嘿嘿嘿嘿,你小子弹劾我还少了?不过是狗咬对罢了,有什么稀奇的?上回你告我一状,说我荒怠政务,违旨看戏,怎么样,还倒给我一个‘李卫奉旨看戏’的彩头。告诉你,吃喝玩乐,荒淫政务的事,咱李卫从来不干,谅你也不能把老子怎么样。”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李绂也笑了:“说来说去,你小子总是有福。不过,只要让我见到你有一点不地道的事,我还是要弹劾你的。”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宝亲王见他们两人一见面就斗口,也不出声地笑了。弘历是个十分好相与的王子,别看他年纪轻轻,可他却是康熙的孙子中唯一受过老皇帝亲手教养的人。不但学问最好,而且气质特殊,于龙子风孙的雍容华贵之中,又带着温馨可亲和宽大包容,让人只要一见就难以忘却,却又不敢有丝毫亵渎。他拦住了二李的玩笑说:“我这次是从信阳府直下湖广来的。有人曾劝我从南阳过来,说那里路好走些。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南阳是河南的面子,那里有名的富裕,千里不断青嘛!我没看他们这个‘脸’,而是看了河南的‘背’。比了一下,觉得你们湖广治理得要比河南好得多。李绂啊,你马上要到直隶去上任了,有句话,我想劝你。以你的学识和正直,直隶也是可以治好的。不过,皇上要锐意振兴数百年的颓风,要刷新吏治,许多陋习,就不能不有所更张。河南和江南都在试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加上垦荒,岁入都增加了几乎一倍,已经证明了这是好办法。我劝你到直隶后,也要设法推行。杨名时在云贵也是按兵不动,但他那里苗瑶杂处,和内地不能类比。你是个聪明人,又是皇上的心腹股肱之臣,皇上对你寄托着厚望,你要好自为之,切切留心。”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李绂听宝亲王说得严重,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恭敬地回答说:“王爷训海,臣当铭记在心。不过,王爷熟读经史,自然明了,法治与人治相比,人治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皇上以严刑竣法来惩治贪贿,臣一力推行;至于耗欠归公,官绅一体纳粮,臣以为应当因地制宜,不可强求一致。”他指着李卫说,“就像李卫老兄在南京,靠着收烟花税来补国用之不足,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悲事,岂可以南京一地之法,推而广之?我和李卫私交很好,王爷您是知道的,但要说到公事,他用的是小人之法,我就要鸣鼓而攻之!”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李卫却嘻皮笑脸地说:“嘿嘿嘿,我和你有什么不同啊?黑猫黄猫,只要能逮住耗子就算好猫!你说我收秦淮楼的嫖娼税不对,难道你武昌就不收烟花税吗?不过,我收得多,你收得少罢了。你收了税干什么?我也知道,不就是给苦缺的官员们补贴一下嘛。我收的多都干了什么,大概你就不知道了。告诉你,我在南京建了三十一座义仓,专门接济无业无产的穷百姓。如今天下的讨饭化子们,连你们湖广的都去了不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南京长年设着赈棚,不管迟早都有饭吃!我在嫖客身上抽了税,再拿去养活叫化子,你说说,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圣人在世,他也不能说我不讲天理。”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弘历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你们再争下去,就是闹意气了,从来一兴一替制度变更之时,政见不一是常事,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李绂,你一定要不肯推行火耗归公,我也不想夺你的志。但我要明白地告诉你,这是皇阿玛当今的第一要政,你如果坚持要反对,恐怕你就不宜出任直隶总督。这句话,是我临出京时,皇阿玛对我亲口说的。我在这里给你下点毛毛雨,你也好心中有数。”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李绂听到这里;心中不由得颤了一下,但他很快便又克制住了。这个人,一向以清廉自戒,以传统之法来治理湖广。所以这里的百姓们,都称他为“青天”,他也以此为荣。朝廷每年考绩,湖广总是“卓异”,远远超过了田文镜。其实,李绂和田文镜私交也是很好的,两人还共过患难。可是,自从田文镜在河南强制垦荒以来,有不少穷民不堪其苦纷纷流入湖广,宁当乞丐也不愿在河南受罪。两人为这事,争过来较过去,把感情都闹得淡薄了。他倒不在乎田文镜得到了雍正皇帝封的那“模范总督”的称号,可他从宝亲王的话里听出了雍正推行新政的决心,觉得田文镜的“圣宠”已经超过了自己,便有点妒意。他思忖了一下说:“王爷给臣下这点毛毛雨,足见王爷的厚爱之情。说句心里话。我很喜欢湖北这块地方,这里的百姓也信赖我。这次进京后,我要禀告皇上,想请求还回到湖广来。我要和田文镜比一比,看谁把地方治理得更好些。王爷,您是臣的少主子,您的学问之广也是天下都知道的。不知您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吗?田文镜衙门里有三声:算盘声、板子声、嚎哭声;我这里也有三声,却是琴声、棋声、议政声。两个三声,孰优孰劣,请王爷判断吧。”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弘历听了这话,高兴地一笑说:“好,这两个三声确实是有点意思。你们湖广治理得不错,连李卫都在我面前夸奖你。你的手下已经没有遗案,皇上的朱批你也看到了,就不要再滞留了。今天咱们这一见,就算是告别。你给我们主仆弄条船,我们要沿江东下去南京。你也要尽快地去北京,直隶的乡试还等着你去主持呢,这事可是误不得的。”说罢,站起身来就要走。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⑤同上。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⑧同上书,第45页。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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