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毛泽东传

作者:现代文学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雍正想了想,竟不禁拊掌称善:“好,你这个主意好,既省钱又不动声色。就按这个办法,你回去就以军机处的名义发出调令,晚上让朕看了再以八百里加急发出去。”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贾士芳叹了一口气说:“唉,方老乃是一代文星,他如果在家里著书立说,谁能给他罪受?可是,如今他身陷是非之中,坠入了尘俗纷争,他的机算阴谋遭了鬼神之忌。只是先生立足正直,所以才免了大祸,小示惩戒而已。”

  张廷玉答应一声就要退出,临走前又回头对皇上说:“万岁,年羹尧眼下只是涉嫌,而没有证据。请万岁在和他谈话时,给他留下身份和体面。”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方苞一想:对呀,我要是不到京城来,哪用得着管这些朝政以及皇家的是非呢?雍正却突然想到要再试一试他,便说:“刚才道长所为,说起来都是些小术小道。三清大道的宗旨就是济世救人。如今天下大旱,你既有通天彻地之能,何不求来甘霖,以济众生?若能如此,上天必记下你的功德。”

  雍正点头答应,回头叫:“高无庸!”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贾士芳却愣怔着说:“皇上一念之仁已经上达九天,下及三泉,何必让贫道再来乞雨?”

  “奴才在!”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一言未了,外面明朗的天空中,突然飘过一片乌云。只见它迅速扩大,盖过了金殿宫闷,沉重地压在了人们的头上。又听隐雷滚滚,天光闪烁,一场倾盆大雨就要降临了!

  “去到潞河驿传旨,着年羹尧即刻进见!”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殿外聚着的太监们一声惊呼:“雨来了,雨来了!这雨的势头可真猛啊!”

  十一辆骡车和一队骑兵,行进在漫长的黄土高原上。狂暴的西北风,挟着沙土,也挟着路边的残雪,卷起万丈狂陇。它肆无忌惮地咆哮在原野上,汇集在黄土道上,把骡车和这一小队骑兵裹在一片迷雾之中。绣着“征西大将军年”的军旗,在狂风中嘶号着、挣扎着。单调而枯燥的马铃,不断地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敲得车上的人昏昏欲睡。只有在车轮辗过冰河时,才有一阵坚冰破裂的声音传进车厢,多少给了人一点生气。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雍正笑对贾道长说:“你真了不起。高无庸!”

  这是雍正二年的腊月二十,年羹尧离开京城已经十天了。这次奉诏回京,住了足足两个月,皇上却只接见了三次。冷淡和隔漠,说明了皇上态度的明显变化。年羹尧忧心忡忡,疑虑万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奴才在!”

  皇上第一次传见,是年羹尧刚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向皇上报告了西线布防和大军越冬的事,说得很详尽,皇上也听得很仔细。当年羹尧说到大军不能内撤的理由时,皇上频频点头:“亮工啊,你知道先帝爷是马背上的皇帝,朕是书案边的皇帝,而张廷玉只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书生。我们的看法可能不对,也都不可取。叫你回来,就是想和你商量嘛!既然你这样说了,那就依着你,一兵一卒都不调,这样你满意了吧?你是朕身边的诸葛亮,你不替朕分忧,还让朕去指望谁呢?”年羹尧觉得,皇上这话,似乎是发自内心,可又有点让人不踏实。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礼送贾道长回观,派两个太监跟着真人在那里侍候。”

  第二次皇上接见,就大不一样了。皇上一见面就训斥他:“年羹尧,你不够聪明啊,事情怎么能这样办呢?朕上次见到你时,就谆谆嘱咐说,让你管好军队,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你怎么不听呢?”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扎!”

  年羹尧这才知道,皇上是怪罪自己多管了地方上的事:“皇上明鉴,奴才是懂规矩的,不敢无礼非法。”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贾士芳去了,此时,漫天的密密浓云,轰隆隆雷电炸响,凉风习习中,暴雨倾盆,殿字中已经变得黄昏一样的晦暗。望着外面的淙淙大雨,朱轼上前一步说:“皇上,据臣细心观察,这贾道士乃是一个妖人。他绝非善类,皇上万不可重用!”

  皇上冷笑一声说:“怎么,你以为朕不知道吗?你的哥子年希尧在广东胡作非为,他竟敢拿着你的信关说人命大案!孔毓徇这个人你没有见过,他可不好惹呀,当年先帝在世时,还要让他三分呢。你哥子不该管那件一命九案的事儿,他要说人情也不该说到孔毓徇面前。希尧太不懂事,也太不自量了,他这不是自找没趣吗?亏得孔毓徇递上来的是密折,让朕压下来了。朕告诉孔毓徇,要他不要牵连到你。他如果用明折拜发,那不是满天下全部知道了吗?到那时,朕就是想护你,怕是也护不了的……”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听他竟然说出这话来,殿内众人都是一惊。朱轼却从容安详他说:“皇上笃信佛教已是不该,如今又信了黄冠,更是不妥。这些微末小术前朝早就有了,只因其不是治国安民之道,所以圣人才弃之不论的。”

  年羹尧为皇上的责备深感不安,但皇上还是那么亲切,那么随和,他又是让太监送参汤,又是留下自己共进午膳。末了,皇上还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咛:“你不要为你哥子年希尧的事操心,他是他,你是你,朕还是那句话,将军,将军,就是管军队的嘛。民政上的事,你放开不管不行吗?朕告诉你,那里面是乱麻一团,人事纠纷更是搅得分不清谁是谁非,你管它作甚!管到最后,只能是打不到黄鼠狼还惹得一身骚,何苦呢?”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他的话刚刚落音,允祥就接口说道:“朱师傅之言虽然有理,但他不能重用,却也不能不用。他现在既然能为皇上治病,又何尝不是上天要他来辅佐圣朝的呢?”

  皇上这次接见以后,又把年羹尧放到一边了,而且这一等就是整整一个月。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也不敢去催去问。好不容易又传旨进见了,却是要给他送行。雍正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说:“又要送你去吃苦了,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过,不会太久的。明年如果没有战事,朕就调你回来。你爱管军就还管军队,你要是想换一换,那就到上书房来好了。你是位儒将,放到哪里都能得心应手的,你是朕的武侯嘛,啊?哈哈哈哈……”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朱轼沉静地说:“十三爷说得是。臣的意思是,既要用他,又不能信用。朝廷上下更要加强警惕和防范。”

  年羹尧当然也说了不少感恩的话:“皇上如此器重,臣何以敢当。臣一走要为皇上殄灭了罗布残余,再镇服了策凌阿拉布坦,以报主子之恩。臣并无他愿,只有替皇上分忧,死而后己!”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张廷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臣在侍从先帝时,圣祖爷也曾训示过这种事情。先贤伍次友老先生就曾劝谏过圣祖,他说:天设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为正统。儒,如同五谷可以养人;释道,则如药石,能够以小术辅佐治道。至于天下各处的符令通神之辈,却又是等而下之了。像贾士芳之流,皇上若把他们看作是徘优太监、阿猫阿狗之同类,也就没有大害了。”

  雍正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说得好,说得好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是诸葛亮的抱负嘛。不过,你也不要把功劳一个人全都挣完了。那样,别人没了机会,就会怨恨你的。比如岳钟麒,你何妨不留给他一件两件呢?让他也上前线试试,他就知道你这一等公爵不是容易得到的了。”临别时,雍正亲自送到门外,拍着年羹尧的肩头说,“你好自为之吧,朕盼望你能成为一代纯臣。纯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如诸葛武侯和岳飞那样的人物,自古这样的纯臣是不多的。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听闲话,就是听到了闲话也不要怕。人们不是常说,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吗,听了闲话就生气,就起疑,那你还过不过日子了?”雍正说完又哈哈大笑,“来呀,抬过大轿来,送朕的武侯出去!”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雍正失神地看着外面的大雨在沉吟着。他刚才一心要封贾士芳来主持天下道观的心,已经凉下来了。

  当时,年羹尧激动得不能自己。可是,一出京城他就突然感到了不妥。皇上这是话中有话呀!“你是朕的武侯,你是当世的诸葛亮”。照此演绎下去,那么皇上不就成了阿斗吗?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鄂尔泰也进前来说:“皇上,奴才以为朱师傅和张相说得都对。说实话,奴才刚才也曾为这道士之能所惊骇。但细心想了一下,还是觉得有许多可虑之处。此人参透了天机,能治病救人固然是好,但能给的就一定还能取走。他既能治病,难道就不能致人生病吗?请皇上千万留意。”

  这一发现,让年羹尧出了一身冷汗。坏了,我办了个大蠢事,我怎么能自诩为诸葛武侯呢?皇上本来就是个刻薄刁钻、猜忌多疑的人,他怎么能容忍别人把他当成阿斗,他又怎么可能听任我的摆布呢?我这不是把自己推上断头台吗?哦,我明白了,这才是皇上召我回来并且滞留京师的真正目的!皇上用心歹毒,让人莫测高深,也让人防不胜防啊!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方苞听了大家的议论却笑了:“医家所谓牛溲马溺、败鼓之皮皆可入药嘛。他既然能替皇上治好病,也就是个有用的人。诸公的话,我也颇有同感,戒备一些也是应当的;但也不要疑虑太重,杯弓蛇影的反而吓了自己。把他安置在长春宫原来丘处机炼气的那个宫院里养着,用到他时,就传他进来;用不着他,就让他自己在那里修炼。我们与他相安无事,岂不更好一些?”

  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十万大军还在自己的手中。好,这就是本钱,这就是可以威慑皇上的力量。有了这十万精锐,“阿斗”就不敢对“武侯”下毒手,我就不会成为当代的“岳飞”!皇上答应说,不调我的一兵一卒,那并不是他不想调,而是不敢调!这是我年羹尧带出来的兵,谁要是激恼了这些黄沙碧血、从死人堆里滚爬出来的弟兄,他们是什么事都敢干出来的。只需我一声号令,他们就将闻风而动,没有任何人能够弹压得住、招抚得了!我现在终于看清了,皇上所以要把我扣在京师,是他拿不定主意啊。在这几十天里,张廷玉一定十分忙碌,也一定找了不少督抚将军们为他出主意。但他们议来议去的结果,还是不敢动我年羹尧一根毫毛!说这是放虎归山也好,说是欲擒故纵也罢,你们却不敢不放我回去,也不敢夺了我的兵权!一丝冷笑,从年羹尧的嘴角泛起。常言说,手中有了兵,道理说不清。想当年,我就是靠着一杆烂银枪杀稳了康熙爷的江山,杀稳了雍正皇帝的宝座,也杀出了自己今天的爵位和一切。有枪就是草头王,有枪就能夺天下!管他是雍正,是允禵,是允禩,哪怕是九爷这样的人,也未尝不是我年某人可保之主……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雍正听了这活,心情才平定了下来,笑着说:“就依着方先生说的办吧。权当是养活一个御医,又有何不可呢?”他说着话问,一转脸看见引娣站在那里直发呆,便问:“引娣,你在想什么呢?”

  马车一阵颠簸,惊醒了正在出神的年羹尧。出京才刚刚十来天,他就像是老了二十岁一样,花白的发辫变得散乱了,满是皱纹的眼角也有些发暗,深邃的目光中带着忧郁和茫然。他似乎是在深思,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呆呆地看着苍黄的天际,和偶然从身边掠过的茅草。和年羹尧对面坐着的桑成鼎看见他一个劲地舔嘴唇,料是渴得厉害,便从座位下的水壶中倒了水送给他:“军门,你将就着喝一口吧。这十来天里,你一直这样,老奴不放心呀。有什么事,你能和老奴倒一倒吗?好歹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说出来,也许就会好过一些的。”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引娣一惊,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大人们的话奴婢也听不太懂。贾神仙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用处呢?天下这么大,哪里有了灾害,就叫他上哪里求神。保住了年年丰收,省了大人们多少心思呢?”

  年羹尧吃力地摇摇头:“桑哥,我不渴,你先喝吧。实话说,心事我是有的,也不想瞒着你。一句话,皇上变了心,他在疑我。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惹怒了皇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过得了这个关口。”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雍正笑了:“照你这说法,只要念几句咒语,就能够天下太平,四海丰稔了。那皇天为什么还要降生下这天子君臣,又何必让这些文官武将们,都赖在朕这里吃闲饭呢?”

  桑成鼎端着的水碗一晃,水泼洒了出来。他愣怔了一下说:“不至于吧?皇上这次为你送行,不是安排得很客气吗?坐的是八抬大轿,马中堂和张中堂亲自送到潞河驿。要我说,任他是哪一级的总督,也没有这样的风光排场啊!你这次回京是述职,自然不能同上回相比,这你要心里有数,咱们不和别人比不行吗?”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雍正却回过头来说,“不说这个贾士芳了。有几道诏谕立刻就要发出去,趁你们都在这里,就先议它一下。让弘时先说说,大家可以共同参酌。”

  “别别,你别再安慰我了。我心里明镜一样,回头我会向你说清楚的。你看,咱们这车子后面,还跟着十名侍卫,他们也和我一样地坐在车里。桑哥,原先你见到过这情景吗?他们敢这样放肆,和我一同坐车吗?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沿途的官员们,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在客客气气之中,又像有着难言的苦衷。这其中的冷热炎凉,是用不着细心体味就能知道的!”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弘时和弘历都站在雍正皇上的身后。因为从康熙皇帝在世时起,就传下了这条规矩:在皇上与大臣们说话时,皇子阿哥不奉旨意,是不能插言的。所以,刚才别看贾士芳在这里闹得人人心迷意乱,可是,他们俩却都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见皇上叫弘时说话,他才站了出来,先向父皇行了礼才说:“我要说的是关于阿其那等人的事。六部和外省的议论,大都已经报了上来。阿其那是结党乱政图谋不轨的二十八大罪;隆科多则有大不敬罪五条——私藏玉碟、自比诸葛亮和将圣祖赐字贴在书房等,另外还有欺罔罪、淆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共计四十一大罪。这些都已全部汇总,处分的决议不宜拖得太久了。”

  桑成鼎叹了口气说:“是呀,是呀,这情形在刚到北京时我就感觉到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像是冷冰冰、凉嗖嗖的。大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他刚说完,雍正就笑着说:“弘时这话说得不清楚,他们也根本不是一回子事。阿其那做的是皇帝梦,而隆科多则做的是权相梦。你们看怎么处置才好?弘时,你先说说自己的主张吧。”

  过了好久,年羹尧才说:“前途莫测,吉凶难卜啊!桑哥,咱们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弘时说:“儿臣以为,王法无亲。既然已经交部议处,就应该按大清律办事。阿其那和塞思黑以及允礻我应该处以凌迟;隆科多本应腰斩,但此刑已经废除,可改为绑赴西市明正典刑,但儿子又想,这几个人到底都还是天家骨肉,皇上又仁德布于天地,可否略微缓减一些。阿其那、塞思黑等和隆科多处以斩立决;允禵则令其自尽。这样就既顾全了国法,又顺应了人情。”他声音虽然不高,但说得斩钉截铁,而且有理、有据也有情。满殿的人听了,都是心中一惊。此时,外面风雨更大,也更增加了这里的诡异阴森之气。一阵狂风吹过,带着雨滴和寒气,穿过殿角,直透殿内,使所有的人都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年羹尧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他很快地便看到了实证。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弘历站出来说话了:“启奏皇上,这样的处分恐怕是重了一点。阿其那等有心篡位是实,但却没有露出形迹来。再说,从圣祖爷时,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也还算有情理可据。儿臣以为,如果穷治这些罪行,满朝的文武大臣,不知要诛连了多少人。所以,儿臣认为是不是可以这样分界一下:圣祖朝时,治他们的结党乱政之罪;而雍正朝时,则治他们不遵从人臣之礼的罪。至于隆科多,不过只是擅权奸妄而已。姑念他在圣祖宾天时护驾有功,高墙圈禁起来,作为人臣结党的一个鉴戒也就行了。可行与否,请父皇和众位大臣们斟酌。”

  车队走过盐锅峡,年羹尧突然看到一件怪事。驿道旁边,背风向阳的山坳里,一片一片的帐篷连在一起,而且全都是一色新的蒙古毡包。大道上,运粮、运菜、运柴的车队和驮骡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年羹尧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他居然不知道在这里驻着这么大的一支军队,这简直不可思议!按原来的计划,他们今天是要到河桥驿歇脚的。为了弄清这里发生的事,年羹尧临时改变了行程,让军士们提前在红古庙打尖。他让桑成鼎亲自出马到镇子上去打听一下,看这些冒然出现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殿上的群臣一听他们的这些话,谁还能看不出来这哥俩之间的分歧呢?弘时早把这些事全都想好了,八叔那里既然已经得罪死了,也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隆科多却是一定要处死的,这老东西手里抓着自己的把柄太多,也太重。他只要活一天,弘时就别想得到安宁。所以,弘历的话刚说完,他就抢先说道:“这些人在交部议处之前,都已经软禁了。若无须重处,那么还交部议做什么?现在朝廷上下几乎是万口一辞了,要是再不温不火地放下来,人们将怎样说呢?群臣们会不会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虚张声势的恫吓,而皇上说的杜绝结党之风的话岂不是又落了空?四弟,你想过吗?”

  年羹尧刚走进驿站,穆香阿就大大咧咧地跟着进来了。他一手提了个酒葫芦,一手提着马鞭子,进门来,也不向年大将军行礼,就一屁股坐到了炕沿儿上:“大将军,坐车的滋味儿真不好受,我腿全都坐麻了,这哪有骑马痛快呀。大将军,我知道你这里带的酒多,能不能赏给咱一葫芦?哎,今晚怎么歇到这里了?到河桥驿多好啊,我已经给打前站的人说了,叫他们多烧点水,想好好地洗个澡哪!”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弘历却没有被他哥子的威势吓住,他也立即反驳说:“交部议处的本身,也就是一种处分。阿其那的这个‘党’,早已是分崩离析了,它根本就动摇不了朝政!只是他们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以私恩和小意儿结交人心,有的人一时还看不透他们的真面目。这一番议罪,也使大家看清了他们。这样教而后诛,留点余地,不是很好吗?”

  年羹尧瞧着他这样子就觉得烦:“你给我听明白了,这里我是主帅,我想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用不着你来瞎操心!我不知道,是谁教你了这套本领,竟敢在我这里放肆。你应该知道,我这三尺禁地上是有规矩的!把你的马鞭子给我扔掉,再把你的扣子扣好了。不然,我叫我的亲兵来抽你几个耳光,让你变得聪明些!”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弘时却立刻翻了脸说:“什么,什么?你敢说这是父皇不教而诛?你好大的胆子呀!孔孟的书,写出来几千年了,难道他们都没有读过?”

  穆香阿可不想给年羹尧叫真儿,因为他懂得这位将军从来是言出法随的。但他经过皇上的点化后,让他再像从前那样对待年羹尧,也是不可能了。他嘻皮笑脸地扔掉手中的东西,又说:“唉,真是忘性大,离开年大将军时间一长,竟把您老的规矩全都忘光了。我改了还不行吗?刚才大将军问,是谁教了我这本领,哪有人教啊,再说这事儿就是想请人教也请不来呀,您说是不是?我该死,我混蛋,这总行了吧!”话虽然这样说,可他还是摆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在房间里转悠了两圈儿才走了出去。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雍正冷眼瞧着这哥俩在闹意气,笑了笑说:“朕这是在议政嘛,你们何必这样浮躁?十三弟,你觉得他们俩谁说得更有道理?”

  年羹尧气得没法,可这穆香阿是皇上的亲信啊!眼下这局势,他不能再招惹是非了。外面进来一个戈什哈,呈上来一个黄匣子。年羹尧知道,皇上的密折到了,他连忙打开来看时,原来,这是皇上批转的田文镜的两份奏折。在上边的这一份中,皇上劈头盖脸地问他:“胡期恒这样的东西,竟是你年羹尧要保举的人吗?你想让他当巡抚,真真是岂有此理!”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允祥从来都厌恶阿哥们的政争。这次,弘时驱赶几千犯罪家奴的事,他自己就近在咫尺。可弘时竟连一个招呼也不打,就擅自处置了,允祥一直心里不痛快。眼下他又看出,弘时是想再进一步地处置这些人,他可不能不说话了:“刚才说的这几个人,都早已是笼中鸟,落水狗了,处死他们就像拈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我看,皇上的意思,不过是让百官议议他们的罪行,也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一现原形罢了。杀不杀都无所谓,只要有了这一条,也就足够了。”

  年羹尧心中一惊,暗叫一声:不好,胡期恒的事,只是一个信号,皇上要动手了!他连忙拿起另一份奏折来,那知,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竟然呆在那里了。光是那题目就吓得他心惊肉跳,“为奏大将军年羹尧党附阿哥,擅权乱政事。仰乞圣上将其革职拿问,穷究其源……”年羹尧强压心跳,看了下去。只见那上面列举着这样的一些事实:从康熙四十八年王子们夺位正烈时起,到雍正登基为帝止,年羹尧怎样与八爷勾结,怎样与十四爷密谋;某年某月,他又怎样不经圣命就潜回京师,与八爷党羽私聚于密室,行动诡密;特别是康熙爷驾崩,十四爷奉诏回京前,年“曾与原大将军王允禵密谈数日,还对手下人说,‘王爷手无寸铁地回去,能会有什么好下场’?”年羹尧看到这里,不禁心慌意乱,觉得头晕目眩,支持不住。下面还有许多,却都是他插手各省政务的罪行,他的眼前好像爬满了一群群的蚂蚁,折子上都说了些什么他再也看不清楚了。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殿外雷声还在轰鸣着,雍正说话了:“弘时这次留守北京,办得让朕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撵走了阿其那党的几千党羽。不错,这些人虽是无权也无势的家奴,可是,他们的能耐却大得不可估量!他们有的是空闲,也天天都在造谣生事。他们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替他们的主子招摇过市,搅得北京城里没有一天不出乱子,也没有一天不生出新的花样。这还在其次,更可恨的是,某些官员离开了阿其那的这个‘党’,似乎是不能活一样。阿其那虽然改了名字,可照样还是前呼后拥,照样还是在养尊处优。于是,这些个党徒们也就下不了狠心,不能和旧主子分道扬镳。他们还存着侥幸之心,还想着说不定哪天八爷还能卷土重来。所以,这放逐的旨令一下,弹劾的奏章也就铺天盖地的全都递进来了。”

  桑成鼎从外边走了进来,看见他这样子,不禁吃了一惊,忙上前来问道:“大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是身子不舒服吗?”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鄂尔泰听着皇上这话中之意,好像对弘时的估量有点儿太高了。便思忖着说:“皇上,臣以为,这些奏章里头,有真也有假。某些人的倒戈一击,不过是趁机转舵,他们的人品实在是不可取的,请圣上明鉴。”

  年羹尧吃力地抬起头来,冷笑一声说:“你快来看看这折子,再看看皇上的朱批。皇上还曾经说过,叫我不要听闲话。既然是‘闲话’,又为什么千里迢迢地送来让我看?再说,有这样的‘闲话’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其实,有时候,假一些也是好的。”雍正看了一眼鄂尔泰说,“比如过去人们常常提到的那句话:‘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一年的俸禄不过百把两,这十万之数是从哪里来的?还不都是吃的火耗?现在火耗都归公了,最肥的知府缺份,也不过才五千两。他们都纷纷上表说‘感沐皇恩’呀,‘竭心赞同’呀。天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朕是不信的。你一下子就剥掉了他全部收入的九成半,他能够说你好吗?但这层纸还不能捅破,不道破真情,假的便也就成了‘真’的了。一床棉被遮盖着,如此而已。就像夏天,你就是扒光了衣服也还是热得不行。怎么办呢?谁见过光着身子上大街的人?明知道穿上衣服是‘假’,可你还得把它当成真,也不能不穿衣服。因为只有穿上了它,你才是个‘人’。”

  桑成鼎接过来,刚一浏览,便吓出了一身大汗。他回头再看年羹尧时,只见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狰狞。他不停地在地上来回走着,口中还喃喃地说:“好啊,好啊,我总算明白了,也总算看透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这就是皇上的宗旨!他现在政局平定了,用不着我替他卖命了,就要赏我‘莫须有’这三个字了!我敢断定,这个折子,田文镜那杂种是肯定写不出来的,它一定是出自邬瘸子的手笔!皇上要的不是功臣,他要的是不想做官的人,正因他邬瘸子一心一意地想退隐,皇上才事事处处都听信他的话……邬思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要给我来这一手?有朝一日,你犯到我手里时,看我不把你屠了!”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雍正这里正在长篇大论地说着,就见高无庸在外边伸着个头。便厉声问道:“什么事?”

  桑成鼎在一旁劝道:“大将军,你得向皇上写份奏辩的折子了。这事不能光让别人说,皇上也不应该只听一面之辞。不过,你得先消消气,等心平气和了再写,写完还要再多看看。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错呀!”年羹尧尽力地压制着心里的不满,坐下来给皇上写奏辩折子:“阅读田文镜奏折,莫名惊慌。皇上天语严厉,更令臣惶汗交集。臣功最高,臣罪最重。想先皇升天之日,臣初蒙皇上重用。斯时,宫闱未靖,西丑跳梁。臣不惜生命,参与密勿,赖皇上齐天洪福,夕阳朝乾,终使战事得竣。田文镜必以为皇上要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事,才有此言……”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回皇上,二爷……他,他不中用了,但还没有咽气……太医院和侍候他的人全都来了。”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雍正心里格登一下,便说:“让他们都进来回话!”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那个太医冻得嘴唇乌青,磕了头便结结巴巴地说:“前七天头里,我们就报了二爷病危的消息。太医院去了三个医正为他诊脉,昨天夜里他就三焦不聚,脉象也不可扶……”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你是在显摆能耐,还是在报王子的病情!”雍正厉声斥责着,“快说,他现在到底怎样了?”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那御医吓得机灵了一下,又连忙说:“回禀皇上,王爷现如今已经是到了回光返照之时,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时辰……”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雍正点了点头,又问随同来的太监:“你们爷有什么话?”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王爷他只是流着泪看着他的世子,没有什么嘱咐的话。他指着柜子上的经书吩咐奴才说:‘我死后,把经书全部献给皇上。皇上是佛爷转世,他一生最爱见的就是经书……’。”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雍正在心里头轻轻地叫了一声:“二哥,你……”他已是泪如雨下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一下子全都涌上他的心头。听着二哥这临终遗言,他更是五内俱焚。乔引娣自入官以来,还从来没见过皇上这样伤心哪。她连忙拧了把热毛巾送了上来。雍正接过揩了一下脸问:“二哥早年的太子銮驾,现在还有吗?”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允祥回答道:“原先都在毓庆宫里封着,年代久了,有的地方已经裂开了缝。修补一下,大概还能用。”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雍正点头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安慰二哥的心!高无庸,传旨给毓庆宫,立刻启封,并把当年的太子銮驾抬到允礽那里。在他咽气之前,一定让他亲眼看到。传话给允礽,就说朕的旨意,他死后仍用太子之礼发送他。”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扎!”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雍正断喝一声:“一个时辰内办不下这差使,你的寿限也就到了!”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扎!”高无庸连滚带爬地跑了。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雍正沉吟了一下又说:“朕思念二哥,本来想自己亲自为他送终的,可是又不愿意让他以臣子之礼来待朕。弘历去也不大合适,因为马上就要说到岳钟麒进军的事了。这样吧,弘时,你替朕跑一趟吧。”

  毛泽东最后表示:

  弘时听父皇这话音,似乎有点更看重弘历。但又一转念,这一去就是代天子亲临,身份也并不寒碜。便打了一躬说:“儿臣遵旨。儿臣想说一句:‘请二伯伯静养珍摄,早点用药也不是没有指望的。皇阿玛说,等二伯伯大安了,还要召您去玉泉山上品尝泉水呢’。儿臣觉得这样说,更能安慰二伯临终时的心。”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雍正脸上泛出了笑容:“嗯,很好。你去后,就守在他的身边,如果有什么临终遗言,就带回来是了。”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弘时答应着,在殿口披上油衣,匆匆地消失在雨幕之中。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雍正不再说话,他的心仿佛被紧紧地揪着似的,好像在这一刻间就苍老了许多。张廷玉在一旁说:“皇上,老臣以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昔日允礽为太子时,昏庸无能,不忠不孝,先帝曾两立两废,仁至义尽而无以复加。皇上您全孝全悌,为臣子时,竭忠尽智以辅佐太子;为君王时,则又善保安养他。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帝君?允礽能以天年告终,于圣化中归心向佛,应当说,他得到的下场是最好的。他已过天年,也不算夭亡,请圣上不要过于伤怀。”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雍正说道:“廷玉这话,足见你通明事理。回想起来,几十年稳坐太子之位的,被打翻在地;拼了死命又用尽心机想当皇帝的,偏偏一败涂地。这是为什么?这是天意!你们叫各部再议议阿其那他们的事,也可以暂缓对他们的处分。朕已经让过一百次了,也不在乎再忍让这一百零一次。胡什礼给朕上了折子说,塞思黑得了晕病,不思饮食;阿其那又拉肚子;二哥已快要死去;大哥疯了。想一想先帝的几个儿子,竟然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朕真不愿再去取了老八、老九他们的性命。但朕也绝不能以杀他们为讳,更不指望他们能够回心向善。朕在这里先放下一句话:要么就保全他们寿终正寝;要么就是把他们明正典刑!至于后世的人怎样评价朕,让他们随便说去好了。”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鄂尔泰说:“皇上,臣有一言,既然有意赦免阿其那他们,何不也同时赦免了隆科多呢?”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哪知,他这话刚一出口,雍正就暴跳如雷地说:“你不要提隆科多这个名字,朕听见就恶心!像他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难道还指望朕会赦免吗?廷玉,你来拟诏:隆科多身为先帝遗臣,有托孤之重。为何不精白事主,却植党擅权,乱政欺君?!着他永远圈禁,遇赦不赦!”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大殿里静得出奇,雍正却突然转了话题说:“李绂极力地攻讦田文镜,料想着朕对他是信任不疑的,成则可以见功,败则能够成名。其实,朕早就看透了他,也十分讨厌他。你们议一下,该对他怎么办?”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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