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经典散文集,第四章闽赣建功

作者:现代文学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闪觉得自己清雅飞逸,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旧我中飘然游离而出。

  ——人生于世,相知有几?而衣履相亲,亦凉薄世界中之一聚散也——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寸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

1.羊毛围巾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凄美的回忆。

  所有的巾都是温柔的,像汗巾、丝巾和羊毛围巾。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厮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弃放弃飞腾,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

  巾不用剪裁,巾没有形象,巾甚至没有尺码,巾是一种温柔得不会坚持自我形象的东西,它被捏在手里,包在头上、或绕在脖子上,巾是如此轻柔温暖,令人心疼。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如果相爱的结果是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

  巾也总是美丽的,那种母性的美丽,或抽纱或绣花,或泥金或描银,或是织棉,或是钩纱,巾总是美得那么细腻娴雅。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而为忍辱负重行向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

  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容不下温柔和美丽了,罗勃泰勒死了,史都华格兰杰老了,费雯丽消失了,取代的查理士布朗逊,是〇〇七,是冷硬的珍芳达和费唐娜薇。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姻火中的匹妇匹夫,让我们甘心。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活在一起下注。我们只有这一生,这只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

  惟有围巾仍旧维持着一份古典的温柔,一份美。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于是,我们要了婚姻。

  我有一条浅褐色的马海羊毛围巾,是新春去了壳的大麦仁的颜色,错觉上几乎嗅得到鼓皮的干香。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栖守其间。

  即使在不怎么冷的日子,我也喜欢围上它,它是一条不起眼的围巾,但它的抚触轻暖,有如南风中的琴弦,把世界遗留在恻恻轻寒中,我的项间自有一圈暖意。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在厨房,有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

  忽有一天,我惯行的山径上走,满山的芦苇柔软地舒开,怎样的年年苇色啊!这才发现芦苇和我的羊毛围巾有着相同的色调和触觉,秋山寂清,秋容空寥,秋天也正自搭着一条苇巾吧,从山巅绕到低谷,从低谷拖到水湄,一条古旧温婉的围巾啊!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有客厅,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

  以你的两臂合抱我,我的围巾,在更冷的日子你将护住我的两耳焐着我的发,你照着我的形象而委曲地重叠你自己,从左侧环护我,从右侧萦绕我,你是柔韧而忠心的护城河,你在我的坚强梗硬里纵容我,让我也有小小的柔弱,小小的无依,甚至小小的撒娇作痴,你在我意气风发飘然上举几乎要破躯而去的时候,静静地伸手挽住我,使我忽然意味到人间的温情,你使我怦然间软化下来,死心踏地留在人间。如山,留在茫茫扑扑的芦苇里。

  斥鹌每闻欺大鸟,

  有兼为书房的卧房,各人的书站在各人的书架里,但书架相衔,矗立成壁,连我们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书也在声气相求。

  巾真的是温柔的,人间所有的巾,以我的那一条。

  昆鸡常笑老鹰非。

  有孩子的房间,夜夜等着我们去为一双娇儿痴女念故事,并且盖他们老是踢的棉被。

  君今不幸离人世,

  至于我们曾订下的山之盟呢?我们所渴望的水之约呢?让它等一等,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但现在,我们已选择了从俗。

  国有疑难可问谁?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打退了敌人,化险为夷。

  林彪擦一把冷汗,命令停止攻城。火牛阵为什么失灵,林彪百思不解。事后不久,他带着疑问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明白过来。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突然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受伤部位就在太阳穴附近。林彪下令将罗瑞卿抬下去抢救,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军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痛心疾首之余,感到“步步为营”的战法失之过缓,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1931年7月,蒋介石亲挂帅印,发誓“不获全胜,不回南京”,指挥三十万大军洪水一般由北而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占领了整个苏区。由于敌军来势凶猛,红军不能在根据地腹部进行集结调动,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经瑞金至兴国地区集结力量。8~9月间,红军发起旋风般的总攻击,经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五次战斗,歼敌三万。蒋介石再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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