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奇,唇枪舌剑拥润芝

作者:现代文学

第三章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结果,刘安恭和林彪一番唇枪舌战,问题更加复杂化。会议召开前3个小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我们不能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约束。他没有去过苏联,当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实际上是狭隘农民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东西。”林彪立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即席发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还有我,以及在坐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确没有去过苏联,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领导,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不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刘安恭接过林彪的话题说:“林彪同志谈到相信党中央,执行中央的决定。我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事实上,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朱德同志历来是拥护中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呢?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林彪马上反驳:“我坚决反对刘安恭同志的意见!党中央远在上海,不可能完全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在战争条件下,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具体工作的一些指示,不能说成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又说:“毛泽东同志口口声声谈论党领导一切,可是他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请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的领导?”林彪一时语塞。刘安恭瞟了毛泽东和林彪一眼,继续说道:“我看红四军领导班子中,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勃然大怒:“你无权提出留毛留朱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任前委书记是中央决定的!”此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陷于僵局。朱德、陈毅感到刘安恭的意见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关于留毛留朱问题的提出太过尖锐、突然,不利于前委和红四军的团结。但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遣干部,他的意见是否含有中央的倾向?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白沙会议解决前委和军委的工作关系问题,不想事情越来越复杂。刘安恭提出留毛留朱问题,而朱德、陈毅竟然不吭声,只有林彪一人奋起抗争。他感到痛心,甚至有些沮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地说:“刘安恭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必再争论下去了。我和朱德同志的去留,既然刘安恭同志已经提出来,那就提请会议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保留个人的意见: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与前委重迭。更重要的是,军委与前委分权。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因此,我不愿留在前委工作,请求辞职。”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大家深感不安。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党的创建者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放,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有过重大贡献。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整个党和红军内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因此,绝大多数人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不满。结果,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毛泽东继续留任前委书记,陈毅恢复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改任新组建的第四纵队队长。但白沙会议后不仅没有停止争论,反而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会议的当晚,毛泽东彻夜难眠。林彪一直跟随着朱德,但在这场严重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中,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使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极佳。6月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集中领导问题。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斗争,而是因为对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全力了。”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毛、朱两封信公开后,党内争论已在红四军内部公开化,并且开始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
  
  7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内进行。由于毛泽东、朱德均不便主持会议,便由陈毅主持会议。他代表上届前委总结了工作,并对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达到消除分岐增强团结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目的。大会发言非常热烈,代表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别对毛泽东,朱德进行了批评。刘安恭建议党内实行完全选举,轮流更换负责同志。林彪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且批评朱德恢复军委是想脱离党的羁绊,指责他平易近人是拉拢部下。大家对林彪的发言也非常反感,认为他与刘安恭一样过于偏激,不够成熟。朱德赶紧站起来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当时身患疟疾,浑身酸痛,全身乏力,只在会上作了简要的解释。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并作出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原则,否定刘安恭的建议,并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口头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本身患病,缺乏医药,加之本次大会的结果出乎预料,感到心情郁闷,身体日渐病瘦弱,遂带着妻子贺子珍,请假去上杭县蛟洋湾养病去了。
  
  1929年7月,蒋介石见朱毛红军又在闽西壮大起来,遂令赣、闽、粤三省的地方军阀会剿闽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张贞的闽军暂编第一师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二、三纵队转战闽中,一、四纵队则留在内线作战。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战死。红四军四处碰壁,不仅发动不了群众,打不了土豪劣绅,有时甚至连饭都弄不到吃。以前行军打仗,毛泽东经常给地方党团、苏维埃和赤卫队布置任务,安排他们去摸索沿途乡村基本情况,找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然后红军一到就加以打击镇压。这样,农民自然会随时提供情报,并且积极支前,帮助红军。军中没有毛泽东,人们不善于做地方工作,自然也就感到寸步难行。林彪对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本来就不满意,此时见红军处境如此,加之中央2月来信的影响,他产生了悲观情绪。他特别看不惯朱德的极端民主化,事无巨细都拿到前委讨论,事先毫无准备往往讨论终日毫无结果。22岁的林彪年轻气盛,喜欢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干净利落。他想,照目前这样下去,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红旗能够打得多久?8月底,红四军各路纵队又在白沙会师,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攻克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终于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也得以补充和休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会上,罗荣恒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林彪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朱德这时也体会到毛泽东平日主张的正确性,他爽朗地笑着说:“这两个月没有润芝,我们吃的苦头可不小哇!人们都说朱毛红军,朱可是离不开毛呀!猪离开了毛可是过不了冬的。我赞成,把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刚从中央调来的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看到毛泽东是众望所归,立即代大会起草一份《敦请书》,朗读后大家鼓掌通过。会后,朱德立即派人去蛟洋湾敦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十分高兴,经过两年的思想斗争,朱德以及红四军全体将士终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但是,由于缺医少药,毛泽东病情仍然十分严重,无法出山。
  
  10月13日,临时中央命令红四军开赴广东,帮助东江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着急,立即命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到龙岩参加前委会议。毛泽东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朱德赶紧扶他坐下,毛泽东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广东去不得呀!广东的敌人力量很强大,我们党的基础很差呀!”前委们虽然有些相信,但中央的命令不可违抗。朱德只好决定四纵留守闽西,其他部队则随他远征广东。分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紧紧地握着手,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由贺子珍陪着,转移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广东,刚到梅县就遭到粤军六十一师伏击,部队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不得不折回闽西缩编休整。此时,全军将士更加信服毛泽东的见识。11月24日,陈毅从上海返回后,来到毛泽东驻地,传达了临时中央再任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指示。原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向中央负责人特别是军委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和闽西的工作,红四军的争论,自己的看法。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安恭的作法,肯定了毛泽东和前委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思考,对于党、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1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乡溪背村廖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天,古田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群山披上银装,一支支鲜红的午时莲在晶莹的瑞雪映照下傲然挺立,预示着春天的来临。会上,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和原则。大会通过决议,并且改选了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后,红四军官兵认真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整顿思想,积极练兵,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但林彪的思想仍然十分悲观。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他毫不怀疑,但他在冥思苦想更深更新层次的问题。1930年春节前夕他以祝贺新年的形式,给他极为崇拜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担忧,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主张放弃“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放弃根据地,建议红军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然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林彪是红四军的一员勇将,但他目前的悲观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革命对他自己都十分有害。他决心抓住林彪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元月5日,他在驻地的一间民房里,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余字的复信。信中,他以一个革命导师和兄长的口气,深刻地阐述了在帝国主义争夺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规律性,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各省革命先后胜利的可能性,建立根据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等等。末尾,他以饱满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革命前景进行了描绘:“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性’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完这封信,立即派人送给林彪,并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出来,发至各个大队党支部组织官兵学习讨论。林彪看完毛泽东的复信后,深深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但当他看到上面发下的油印公开信时,他不由傻了眼:我是出于对革命的深切担忧和对你的无比崇敬,才向你写信请教,你怎么反而抓了我的典型?林彪性格内向,不大说话,但并不等于他头脑简单。相反,自幼十分聪明的他,常常喜欢把自己锁定在脑海里遨游,去探索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他对于根据地前途的担忧,并非完全因为挫折和失利,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难能可贵的思索结果。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使很爱面子的林彪耿耿于怀。1944年,中共中央编印《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并将这封信在海内外公开。1948年2月28日,林彪从紧张繁忙的东北战场上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在这篇文章中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并避免国外种种不益的猜测。毛泽东考虑到党内团结和外部影响,遂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隐去了林彪的名字,删去了前面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内容。

  一九五八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去世。她的遗物远渡重洋运到张爱玲家中。看着那一口大木箱,只要打开就可以见到母亲,但张爱玲竟这么迟疑。她把箱子掀开,仿佛小时候偷偷推开一扇门。那小小的张爱玲探进一个小脑袋,黄逸梵对她招招手。张爱玲好玩地尖声笑着,一溜烟就跑掉了。黄逸梵兀自怔忡坐在书桌前,低头继续替照片着色,她在张爱玲的衣衫上染上水蓝色,仿佛点染一个孩子的生命,好叫她远远脱离这灰暗的世界,照片上的孩子因此鲜活起来。

  我有时候绕路跑到信义路四段,专为买几个韭菜合子。

  现在那张照片正在张爱玲手中,她的眼眶渐渐濡湿。她仿佛看到年轻的黄逸梵坐在妆镜前梳头,眉头深锁,戴着那些首饰都无法叫她光彩。三岁的自己绕在母亲身边,踮着脚,努力想把一个一个小盒子打开。她看见母亲耳坠上两颗闪闪的小钻,头发梳成美丽的S形,突然趴到母亲身上,把头深深埋进她的怀里,只觉得母亲实在太美丽了。

  我不喜欢油炸的那种,我喜欢干炕的。买韭菜合子的时候,心情照例是开朗的,即使排队等也觉高兴——因为毕竟证明吾道不孤,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喜欢看那两个人合作无间的一个杆,一个炕,那种美好的搭配间仿佛有一种韵律似的,那种和谐不下于钟跟鼓的完美韵律,或日跟夜的循环交错的完美韵律。

  张爱玲倚在瑞荷肩头,她落回童年,落回对母亲的种种记忆,她无法假装她是在这个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她哭得这么伤心,这是从童年到长大她对母亲一切的想念、失落与哀悼。

  我其实并不喜欢韭菜的冲味,但却仍旧去买——只因为喜欢买,喜欢看热烫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长铁叉翻取出来的刹那。

  她跌落回时空交迭的记忆里。

  我又喜欢“合子”那两个字,一切“有容”的食物都令我觉得神秘有趣,像包子、饺子、春卷,都各自含容着一个奇异的小世界,像宇宙包容着银河,一只合子也包容着一片小小的乾坤。

  张爱玲的记忆从一九二三年天津布满灰尘的戏园子开始。喧响的锣鼓声,四周昏暗的气氛,包厢里大红布幕的隔帘,递茶水点心的人穿进穿出,脚下的瓜子壳,台上的大花脸,一声斥呵,惊得张爱玲一双眼睁得圆鼓鼓的。那时她三岁,可以自己单独坐在一张椅子上。母亲黄逸梵和朋友在她身边闲聊,她们安详、友爱、兴致勃勃。这是张爱玲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

  合子是北方的食物,一口咬下仿佛能咀嚼整个河套平原,那些麦田,那些杂粮,那些硬茧的手!那些一场骤雨乍过在后院里新剪的春韭。

  朋友忽然咿了一声:“那不是……”有人用手肘撞她,她猛然醒悟,住了嘴。黄逸梵顺着朋友目光往楼下看,一双男女刚落座,她的脸色当即就变了。张爱玲懵懵懂懂地向下看,那男人像是父亲,她被母亲拖了回去。她的头紧紧贴着母亲的胸口,仿佛可以直接听见母亲的心事,她可以感觉到母亲胸口微微起伏,甚至有抽泣的暗影。

  我爱这种食物。

  从这以后家里就不安宁了。天津张家是老式花园洋房,墙上有绿森森的爬墙虎,阴凉凉,静悄悄,黄逸梵的叫喊声传得很远,连院子里的张爱玲也听到了。母亲几近声嘶力竭:“你这算是什么?你给我什么难堪!”

  有一次,我找到漳州街,去买山东煎饼(一种杂粮混制的极薄的饼),但去晚了,房子拆了,我惆怅的站在路边,看那跋扈的大厦傲然地在搭钢筋,我不知到哪里去找那失落的饼。

  父亲张志沂的嗓音很虚弱:“没的事你听外面的人瞎胡扯些什么!”

  而韭菜合子侥幸还在满街贩卖。

  “我黄逸梵瞎了眼吗?你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撒谎的德性!”

  我是去买一样吃食吗?抑是去找寻一截可以摸可以嚼的乡愁?

  在院子里玩耍的张爱玲翻身往屋里跑,全不顾用人何干在后面叫她。她一口气跑上楼,小脸凑在父母卧室细细的门缝中间,她看见黄逸梵拄着铜床的床柱啜泣。张志沂软声好言凑到她身边:“哭什么?好了!别哭了!”黄逸梵一手推开他:“滚!去找你的老八!”

  张志沂大约也是没辙,也是恼火了,突然就很唐突地咆哮一句:“成天给脸子,哪个男人受得了?”他拉开门,小小的张爱玲和他面对面站着,张志沂愣了一下,绕过她出去了。黄逸梵伏在床上痛哭。张爱玲没有过去,她还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安慰。她看见父亲在楼梯上站了一下才下楼,以为父亲要回来安慰母亲,结果他只是用后腿裤管搓去鞋子上的浮灰,她就站在两者之间安静地看着。

  父母的婚姻差不多三年就完了。母亲黄逸梵和小姑张茂渊结伴到英国游学。她们志同道合,感情比姐妹还亲。黄逸梵并不想离开两个稚龄的孩子,却想借此向痛苦的婚姻提出最重的抗议。临行时儿子张子静在下人身上挣着啼哭,她听见也跟着哭。张爱玲不怎么明白,也不怎么伤心,知道是有大事,她的个性是越发凝注和镇定。

  黄逸梵一走,张爱玲就被张志沂拉着去见姨娘老八。老八很喜欢张爱玲,她一边拿出糖果,一边问张爱玲:“喜欢姨娘吗?”张爱玲很认真地点点头: “喜欢﹗”她转着圆骨碌碌的眼睛,看着躺在烟榻上双双对着烟灯的父亲和八姨娘。接着她的眼睛就落到柜子上的自鸣钟,那粉红色的彩绘钟,她没见过。这样多少避开一些尴尬。小小年纪,她是知道刚才说话有点背叛母亲的味道。她竖着耳听见他们俩叽哩咕噜在烟榻上说话。

  老八看着张爱玲说:“这孩儿聪明﹗像妈吧﹗”

  张志沂打趣说:“咋像?就是你女儿啰﹗”

  老八自嘲说:“我这么好福气﹗”

  张爱玲不去理会他们说什么,小手无聊地摸着有暗花纹的桌布,扯着桌边的穗子,眼睛好奇地盯着烟榻边地上老八那双缀着碎珠子的拖鞋。她很想把脚放进去试一试。

  老八很大方地说:“穿去﹗”

  张志沂忙阻止说:“别叫她乱整﹗”

  老八宽容地说:“女孩儿都喜欢的﹗”

  张爱玲一听马上迫不及待地穿上碎珠花拖鞋,在院子里兴奋地踢踢拖拖来回跑。阳光下,一切不协调的色彩与暗影,只是这个世界的背景,她自得其乐在耀眼鲜明的快乐里。

  张爱玲的母亲前脚一走,父亲就把小妾招进门了。

  张家堂屋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整日烟雾缭绕,变成了热闹的戏园子。老八在客厅里招呼客人,把张家的客厅当做了她的招待所。张爱玲那时喜欢闹腾腾的气氛,她搬了个小板凳躲在一间屋子的门帘后,偷偷掀开一道缝,看两个稚气未脱的女孩唱戏。她特别注意那两女孩的手势,也跟着学。这时老用人何干端着菜盆子进来,看见张爱玲一招一式很认真的样子,心里动了气,说道:“小孩子别凑在这儿,净学不好的﹗”

  张爱玲仰着小脸反问:“咋不好?姨奶奶昨天还给吃蛋糕呢﹗”

  何干生气地骂道:“就买你这张嘴就行﹗小没良心的,把你娘都给忘了﹗”

  张爱玲白了何干一眼,不再理睬她。堂屋传来一阵喝彩声,有人将一把赏钱随手拋出来,两个唱戏的女孩忙不迭地弯腰去捡。有一个铜钱像小风火轮般向张爱玲滚过来,碰到她的 脚才停下,她赶紧拾起来,心里好兴奋。随后,她就看见其中一个唱戏的女孩转着身子找那枚铜钱,见铜钱落入张爱玲手里,也不言语,只是用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张爱玲摊开胖乎乎的小手,将铜钱递给那女孩。这时的她还不知道钱在她困顿的一生之中有多重要。

  张志沂并不是一味地放纵孩子不去管教,心情好的时候,他常常叫张爱玲背古诗文,他骨子里认为女孩还是应该读点书的,知书达理才是大家闺秀该有的风度。

  这天,张爱玲脸上挂着两行泪,站在烟榻前小声地背着唐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张爱玲被卡住了,怎么也想不起下一句。张志沂嘴里喷着烟,眉头微皱,不快地责备道:“连个《陋室铭》都背不下来﹗”斜躺在一旁的老八劝道:“好啦﹗去玩吧﹗女孩子又不搞功名,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儿子你倒不管﹗”

  张志沂被提了醒,对张爱玲说:“去叫你弟弟来。”

  张爱玲如蒙大赦一般拿了书本就往外逃,通知弟弟去受难。然后,她在院子里玩起荡秋千。不一会儿,弟弟揉着眼哭着从屋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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