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维也纳,邓小平传

作者:现代文学

  1931——1935年
  邓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时候,李立三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当专横。现在时隔一年,李立三应莫斯科之召,离开了上海,前去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追使他作了两次丢脸的检查,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人(李立三还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码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码事,也曾得罪过这些人)。他受到的恶罚是被扣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审期间,当时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来到了上海。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会议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及周恩来和翟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三名年轻人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是米夫的亲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这些做法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一群老资格的劳工领导人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导人曾抵制过李了三和立三路线,同时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范围的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于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集会的时间和地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灾变。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幸亏共产党在南京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泄露的机密,否则共产党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包括邓小平,都将在劫难逃。后来总书记向忠发5月份被埔,6月被处决。顾的叛变并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国民党认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报,便把他杀掉了。据说,作为报复,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共产党开枪打死了顾的好几名家人。这个说法共产党从未正式否认过。
  向忠发遗留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但王明和博古先后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即所谓“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此处有误。——译注)
  1931年夏未,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儿的,这意味着是他先提出了请求,从他本人及共产党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乘轮船或汽艇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②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祥,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颇具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一万平方英里的山区农村。红军在区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不存在工业,因此像棉布、药品等工业用品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盐也一样。那里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②聂荣臻:《红星之路》第110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
  ④《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⑤同上书,第10页。
  ⑥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10页。
  ⑧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
  ⑨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159页。
  ⑩同上书,第165页。

 

第一章

   希特勒埋葬了母亲,提着一只破旧的衣箱,怀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意志,又回到维也纳来了。此后的4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的贫困的时期。

  一九五五年秋天的旧金山码头上,清晨的天色是沉郁的灰蓝,浓密的大雾覆盖在海上,灯塔光束回旋在海岸,光束里飘着千丝万缕密密的雨丝。港口外传来悠长的汽笛声,那是大船在等待进港。对旧金山来说,这破晓的一刻与平日无异。但在船上的张爱玲眼中,隐隐约约浮现的金门大桥红色的桥身,仿佛给了她一个保证。过去在茫茫一片的大海和雾霭中隐退。未来就在她紧紧握着船舷栏杆的纤瘦的手中。

   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这个欧洲的心脏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首都的时 候,她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的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靡丽的巴罗克式艺术的气味。

  她记得在夏威夷接受日裔移民官审查时,那人脸上谨慎严肃的表情。他是个拥有权力决定张爱玲未来的人。他眼睛梭巡着张爱玲,一边问些套话,一边对她进行主观的考量。她只能保持着低调诚恳的态度,即使说到被留在身后的亲人时心头轻轻有些抽搐,也必须抑制住从眼神里流露出的丝毫情感。

   维也纳位于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施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有钱阶级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舞,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院舞场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 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移民官慢吞吞地翻阅着卷宗,实在没有其它问题可问,便在张爱玲的证件上盖了章。随后,他面无表情背书一样地说:“美国移民局根据一九五三年移民局难民条款修订法案,基于人道精神给予你难民居留的身分,根据这项法令你可以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但美国政府也将根据你在美国的活动随时对你的身分进行重新审核,举行听证会进行讨论,或取消你的居留身分。”

   当然,维也纳也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广大的穷人、无产阶级却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还算繁荣的。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全市人口这时已增至两百万,生活之中有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腐朽的专制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 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同为数众多的职工一样,到工厂去做工,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希特勒的好友,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学院中崭露头角了吗?

  张爱玲暗自松了一口气,她最终以难民居留的身分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幸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给了她一个名额,她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春天,试试能否用曾在上海红极一时的文字养活自己。

   不过年轻的希特勒并没有去努力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他根本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扫雪、拍打地毯和在车站扛行李等杂七杂八的零活。

  四野是一片安静的白,一辆巴士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路上迂回绕行。张爱玲靠窗而坐,从一个没有缝隙的夹角向外张望,呼出的热气一波波吹在玻璃上,却仍然化不开车窗上凝结着的、比她这些年记忆更清晰的冰晶。

   饥饿驱使希特勒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他经常夜宿在公园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白天在小酒肆和候车室中以廉价食品充饥。直到1909年圣诞节的前夕,他终于把自己的最后一些冬服典当一空,失魂落魄地进入麦德林的一个流浪者收容所。这家收容所是由当时的一个社会福利组织资助主办的,其主要支持者是一个姓埃泼斯坦的犹太人家庭。与当时的其他收容所相比,这是一个时新、清洁、慷慨的地方。然而,无论何人,一俟在这里落迹,便会被社会和自我意识判定为失败者,并滑到了市民阶层中最低贱的地位。

  文艺营木造的营区大厅像一座裹满鲜奶油和糖霜的蛋糕屋,坐落在一片松林雪地里,除了烟囱里冒出的白烟,一切都安详静止。雪没有要停的意思,铲过雪的路又覆上了一片新白,乌鸦停在木桩上观望。它纵身飞跃一片银白之间,啊——啊——叫声更烘托出宁静。松鼠贼溜溜地穿过林间小径,小径的积雪上留下浅浅的足印。

   难怪在将近20年后,希特勒这样写道:

  穿着风衣提着皮箱,张爱玲细瘦的身影正朝密密的雪里前进。风衣被风掀开,里面是灰色毛呢裙,细瘦的腿裸露在寒风里,她穿着平口短靴,积雪深一点,雪就从靴筒钻进去,冰凉刺骨。远远望去,配给她的小木屋还没生火,烟囱上方一片凄凉。

   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正是傍晚用餐时间,营友呼朋引伴,在文艺营的大厅里聚集。胖乎乎的女厨娘眉开眼笑地宣布晚餐准备好了。作家艺术家们一面吃饭一面高谈阔论。五六人一桌,每张桌子上都有蜡烛和鲜花。大厅里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它同我形影不离,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每一桌都有不同的谈话主题。五花八门,从音乐到政治,到新闻报导、社会事件、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交,或狂狷或言不及义。他们之中的作家瑞荷善于交际玩笑,但他内心又轻视这种毫无意义的闲谈。

   但是,尽管他挨饿受冻,他却从来没有去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希特勒所说的"小画家",只不过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这些画片多是 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 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

  张爱玲来得很迟,轻轻地开门进来,好像一缕烟一样飘进来,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她轻轻脱下大衣和围巾,一件简单的洋装,罩着一件织网小外套。主管伊琳夫人很快走过去招呼她,随即转身敲敲玻璃杯:“我们有一位新朋友今天刚到,她来自香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Eileen Chang!”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画一些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画,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据说在圣诞节时还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

  大家停止谈话,叮叮当当此起彼伏地敲着杯子表示欢迎。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希特勒的装束是十足的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身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颏往往胡髭丛生。他很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出现的鬼怪。

  张爱玲微微点头,还必须跟几位附近的人握手,她掩饰不住初来乍到突然要面对这么多陌生人的局促不安。

   希特勒认为,维也纳的时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代,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 的时代。他写道:

  伊琳夫人察觉到张爱玲细微的情绪波动,微笑着安慰说:“你放心!很快你就会认识这些‘男孩女孩’。我带你先熟悉一下环境。这是惟一的大厅,除了中餐是送提篮到工作室,每天早餐和晚餐大家都在这里聚集一起用餐,交流创作经验。不过,我们禁止大家白天在这里交谈,如果没有得到邀请也不能擅自去别人的工作室打扰,所以你还是有很多自己私人的时间专注在写作上。后面有一个花园,夏天我们也在这里用早餐。现在天气太坏了!幸好你没有被这场雪堵在途中!”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张爱玲素来就是一个倾听者,她善于把要说的话交给手中的笔,故此给人留下清高静默的最初印象。伊琳夫人高雅端庄,话语柔和亲切,她看出来这个东方女人的拘谨矜持,便不再多说。她领着张爱玲绕了一圈,回到大厅的壁炉前。壁炉上方挂着一幅麦克道威尔先生和夫人的画像。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牢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伊琳夫人感慨地说:“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麦克道威尔夫人常说创作人在创作上受太多苦,受折磨,不该再让他们为日常生活琐碎的事情烦恼!”

   其实,希特勒在维也纳所谓形成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大部分是空虚的陈腐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是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形成的。这些思想并没有什么独创之见,只不过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激烈的政治生活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破烂货而已。

  张爱玲听了这像是从心窝子里掏出的话,特别戚戚有所感,抬起头来看着墙上这对夫妻的画像,心中滋生出感念之情。

   当时,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正由于消化不良症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的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日益削弱,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大熔炉。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伊琳夫人接着说:“所以,有任何需要请不要客气,尽管告诉我们!”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他们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也果真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张爱玲客客气气地颔首说:“一切都很好!谢谢!”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陷入"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伊琳夫人由衷地钦佩说:“麦克道威尔夫人所付出的一切,只源于她对艺术创作和对麦克道威尔先生的爱!”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种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张爱玲轻声问:“她还健在?”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感。希特勒说:"最使我憎恶的是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南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但是,他这时却注意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开展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 的价值。

  伊琳说:“她很衰弱!她今年九十八岁了!爱情的力量真是惊人!你是小说家,你一定能懂!”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希特勒回忆这段经历时对党徒们说:

  张爱玲脸上流露出谦逊的态度,那壁炉上的画像的确攫住了她的目光。这时女招待送来晚餐,一位有些神经质的艺术家走过来喋喋不休地向伊琳夫人阐述自己的想法。伊琳夫人有些抱歉地对张爱玲笑着说:“我失陪一下!”然后扭过头吩咐招待领张爱玲去用餐。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餐厅里很多人都已经吃完饭,饭桌上没谈完的话题自然要延续到客厅,否则他们会在夜里失眠的。张爱玲想找一张没人的桌子坐下,早已关注她好一会儿的画家冯维克微笑着向她打招呼:“来吧,这里!”说着他站起身,为张爱玲拉开一把椅子。张爱玲犹豫了一下,只得走过来坐下。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冯维克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Hi,I am John. John Von Wicht。”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露骨的了。

  张爱玲微微一笑:你好!

   在维也纳,年轻的希特勒还以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分析能力,密切地注视着泛日耳曼党的动向。他认为泛日耳曼党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是,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力量的支持,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希特勒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个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管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坐在一旁的瑞荷点点头说:“I am Ferdinand Reyher!”

   希特勒从各政党的活动中,还观察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的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他又强调说,"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清谈。"

  张爱玲淡淡地说:“幸会。”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 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陌生人,张爱玲是不愿多说一个字的,她有一种本能的拒绝与排斥,因为相知不深便不会有人伤害到她,。这时,客厅里有人弹奏法国作曲家E·Satie的作品,音乐神秘悠远,沉着恬静。

   在维也纳期间,希特勒阅读了大量的反犹书籍,从而更增加了他的种族偏见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他说,他发现这一"上帝的造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诸如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桔红的烛光,窃窃的私语,梦一样的音乐,让张爱玲心醉神驰。这个纤弱羞怯的东方女子使瑞荷心动,他迫切地想了解她眸子里哀愁。张爱玲对他友好善意的关心回答得尽可能言简意赅,她希望将自己像果核一样被一层层包裹着。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性的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伤痕。

  瑞荷语调有些夸张地说:“上海!真是一段遥远旅途路!第一次来美国?”

   1913年春天,希特勒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离开维也纳到德国去了。据他说,他的心一直是向着德国的。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都认为,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在反动思想的驱使下,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张爱玲平淡地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希特勒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瑞荷真诚地感叹:“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一直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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