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和布尔什维克,登上权力高峰

作者:现代文学

  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英雄创造世界;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这都是从黑格尔和尼采的哲学堆中拣来的。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物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希特勒要夺权,天赐良机,在施莱彻尔的短命内阁倒台之后,希特勒在垄断资本和军方的支持下, 终于爬上了总理的宝座。

  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七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④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O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⑤。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入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⑥。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看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注释:
  ①斯宾塞:《现代中国研究》第323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5页。
  ③海伦·斯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第22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页。
  ⑥《剑桥史》第12卷,第607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5页。

   正是这些乌七八糟的思想,驱使着野心家希特勒去冒险,驱使他去创造一个想象的第三帝国,同时也鼓舞着他度过艰苦的铁窗生活。

   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像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在大海航行中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在勃鲁宁和巴本两届内阁相继垮台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要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而且也可以说是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的转折。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1931年的时候,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他生于1882年,18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

   希特勒于1924年圣诞节前五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后,斗争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像许多其他地方的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但是,共和国却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被关在监狱期间,货币开始稳定,资本从美国流进来,经济开始恢复。被希特勒和社会民主党所称的"11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而进行的斗争,结果所得选票较过去增加了近1/3,而纳粹党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所得选票却下降了一半以上。

   1928年1月间,他利用他对兴登堡总统的影响,使他的老上司格罗纳将军担任了国防部长,这是共和国时期第一个由军人担任这个职务。格罗纳把施莱彻尔当作部内最得力的助手,成为国防部的"红衣主教",负责处理陆军同其他各部和政党领袖的关系。在陆军中,他能够任免高级军官,在政治方面他能说服总统任命他所推荐的总理人选。

   面对着日益衰败的形势,希特勒并不气馁,更没有动摇,他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在铁窗后面,他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失败,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看得更清楚了。他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他要充当拯救德国的英雄,他是第三帝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在这种狂热的情绪下,他结束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二卷的口授工作。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希特勒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奋斗》全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并进而蹂躏欧洲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野心勃勃立帝国,反动思想由来深;弱肉强食是理论,要把地球一口吞。

   1932年5月30日,勃鲁宁总理被迫辞职。德国舞台中心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80多岁的总统受命出任的总理是53岁的弗朗兹·冯·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一家没落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供职,是个赛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政客。巴本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著称,不论敌友,无人把他当一回事。而兴登堡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从1925年到1929年,是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准备重新崛起。

   巴本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施莱彻尔与希特勒的协议。6月4日,他解散了国会,决定在7月31日举行新的选举。6月15日,他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在7月31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大胜,一共获得了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8月30日国会开会时,中央党同纳粹党一起选戈林为国会议长。于是,希特勒所领导的国家社会党成了左右国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希特勒认为,目前德国的繁荣是虚假的,是靠从美国借来的大量贷款来维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间,德国借了大约70亿美元的外债,大部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庞大的社会服务。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和豪华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生产得以恢复,1928年较1923年,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失业人数也在战后首次下降到100万以下。下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某些改善。在192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增加了120万张选票,总数达到900多万,在国会中占153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10年功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了脚跟。

   1932年11月6日,德国康采恩大亨们上书德国总统兴登堡,公开要求纳粹党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信中说:"我们认为,只有让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参与政府,并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才能促使人们甘心情愿地去作出牺牲。委托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内阁,就可消除任何群众运动所必然带有的渣滓和弊病,并且还可能把今天仍然袖手旁观的千百万人吸引进来,变成积极的力量。"

   希特勒面对着不利于纳粹运动的形势,改变斗争策略,顺水推舟。他在1924年年底出狱两个星期后,就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矩(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中间的一个。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沙赫特、施略德尔、斯罗曼、乌尔曼、伏格勒、蒂森、汉尼尔、克虏伯、西门子、斯普林格鲁姆、博施、冯·奥彭以及冯·科伊德尔。这些名字代表着德国最大的钢铁、煤炭康采恩、化学及电力工业康采恩,以及轮船公司老板、大银行家和大地主。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4000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纳粹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巴本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撇开他自称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厌憎,在11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邀他前来讨论局势。但是,希特勒在复信中提出了许多条件,使巴本终于放弃了要想同他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纳粹党领袖顽固不化的态度并没有使态度随和、庸碌无能的总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军师施莱彻尔现在提出的一个新建议。原来这个诡计多端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本像前任勃鲁宁一样,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计谋无穷的头脑中现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须下台。总统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党,特别是同最大的政党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辞职,巴本和他的内阁就在11月17日辞职了。兴登堡立刻派人去请希特勒。施莱彻尔本人也加紧了同纳粹党人的勾搭活动。

   在这次出狱后的第一次纳粹党的大会上,群众的掌声使希特勒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 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演说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巴本天真地一直不知道施莱彻尔在他背后玩弄什么把戏。直到12月1日晋见总统时,巴本才惊讶地得知,这位将军要亲自出面组阁。施莱彻尔向总统表示,他相信,如果由他来领导,那是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他有把握能够使希特勒的副手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60名纳粹党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人以外,他还能够取得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工会也会支持他。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的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很重的打击。希特勒咽下了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纳粹党的建设工作,决心把它建设成一个德国从未有过的强大的组织。在1925年,党员人数还只有2万多人,过了两年就有7万多人,到1929年,已发展到17.8万多人了。

   12月2日,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这是1890年蒙特古哥利将军接替俾斯麦以来第一个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终于在经济萧条到了顶点的时候,在他竭力破坏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的时候,在没有人再信任他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最高职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几乎人人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这个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希特勒对此深信不疑。

   希特勒决心建立一个复杂的严密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的确可以说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34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7个区。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各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 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发展对象除了吸收信仰纳粹主义的青壮年外,还广泛吸收妇女和儿童,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

   巴本也这么想。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深感不快,渴望对他的"朋友和继承人"复仇。施莱彻尔为了要巴本走开,让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但是他谢绝了。他要留在首都,要对这个阴谋大师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柏林是个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织起阴谋网来。随着多难的1932年接近尾声,柏林到处都是阴谋集团。除了巴本集团和施莱彻尔集团以外,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也在幕后操纵着实权。凯撤霍夫饭店的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不仅在搞阴谋夺取政权,而且在搞阴谋干掉对方。不久,这种阴谋网越来越错综复杂,斗争越来越尖锐。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的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设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施莱彻尔一当总理,就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当德国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施莱彻尔由于邀希特勒参加他的政府失败,现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这个钓饵来分裂纳粹党。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党内是第二号人物,在党内"左派"分子中间,由于他们当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他比希特勒更有声望。他是党组织部门的领导人,同地方各级党领袖有直接联系,看来颇得他们的拥护。结果施莱彻尔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施特拉塞虽然和希特勒政见有分歧,但拒绝参加施莱彻尔的政府。在他和希特勒闹翻后,一气之下辞去了纳粹党内一切职务,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度假了。

   在经过相当困难之后,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的一些领导人,也希望在希特勒上台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准备这个前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里特·冯·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下设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问题。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一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 的流氓恶棍。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中尉还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12月10日,也就是被施莱彻尔将军绊倒脚跟栽了一个筋斗后一星期,巴本开始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暗中同纳粹党人相互勾结,并于1月4日同希特勒秘密会谈。巴本建议,由一个希特勒-巴本内阁来代替施莱彻尔内阁。在此情况下,施莱彻尔政府的地位越来越困难了。因此,在1月23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施莱彻尔绞尽了脑汁,到头来仍回到巴本在12月间所处的地位。但是,现在他们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了。当时巴本要求授予紧急权力,而施莱彻尔加以反对,建议由他自己在纳粹党的支持下组织一个多数派政府。现在坚持要进行独裁统治的是这位将军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却向老元帅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支持。无赖汉和阴谋家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希特勒在冲锋队之外,又建立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武装团体--党卫队,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元首"的卫队。队长经几次变迁,最后选中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刚接手时,一共只有200名左右的队员,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组织。

   在1933年1月30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地要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施莱彻尔结束了他57天的执政,向总统提出了辞呈。而希特勒这个维也纳从前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在德国军人和右派的支持下登上了这个国家总理的宝座。

   高居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塔顶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气活现的头衔是"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直属于他的办公室的有全国指导处,组成人员是党的高级领袖和"全国司库"、"全国总务主任"。希特勒俨然像个国中之国的元首了。后来,希特勒解释他整顿党组织的目的时说:"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到时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开始,国家社会党在新的政府中居于少数地位,在内阁11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3个,除了希特勒担任总理一职外,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戈林担任不管部长,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认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部长,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陪同前来,否则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难以捉摸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种牵制。而且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保守派同僚的坚决支持下,他又据有八比三的优势,他完全能够控制希特勒。

   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命运的那些年代里,纳粹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在希特勒的一些主要助手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有时还同他发生摩擦。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希特勒专门组织了党内法庭,借以排解纠纷。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团结,也是为了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巴本和他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

   当希特勒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三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施特拉塞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个出色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有其独立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部分真心向往之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的力量,更不了解既有的势力强大的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的有产阶级,他们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哀叹而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的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政党,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一席就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领袖,因此在1925年2月2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他是靠着总统、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上台的,而这三个方面却置身于纳粹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因此,希特勒当前的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一上任,就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并且在6个月之后终于使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独裁者。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他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1924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2月27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为了一举消灭共产党,铲除在德国实行纳粹主义的最大障碍,希特勒及其一伙精心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原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办公室的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曾在旅馆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月27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派人放了几把火,顷刻之间雄伟壮观的国会大厦就化为灰烬了。事件发生后,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茵兰奠定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28岁的莱茵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的主编。这个人后来对纳粹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希特勒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对德国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他们贼喊捉贼,把纵火的罪名加到共产党身上,诬蔑这是共产党发动武装暴乱的信号。可是,还在27日中午,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就已进入戒备状态。起火后两小时,法西斯分子便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了大逮捕和大屠杀。仅仅在27日晚上就逮捕了一万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到六七万人。德国工人运动的 著名领袖、德共主席台尔曼遭到非法逮捕。德国法西斯还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进行了非法的审讯。季米特洛夫利用来比锡法庭作讲台,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纳粹分子是真正的纵火犯,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早在1922年,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的讲话后就信仰国家社会主义,从此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在三年以后才发现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的发言后,认为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能说善辩,有一支锋利的文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特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希特勒的暴行,全国数百个大小城镇举行了闪电示威游行。在多特蒙德工人大街上曾挂出了这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尼禄(罗马的暴君)焚烧罗马,嫁祸于基督教徒;希特勒焚烧国会,嫁祸于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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