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绿色方案

作者:现代文学

带着那一段无声的乐曲……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
  
  "绿色方案"是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代号,是1937年6月24日制定的。显然,由于轻易地征服了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希特勒在1938年4月21日,召开武装部队高级长官会议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就根据讨论的总结,从政治、军事和宣传方面提出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希特勒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决心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取得独立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深恶痛绝。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由托马斯·迦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三个高等学府;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后,他几乎是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
  
  早在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领导了捷克的复国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18年使捷克斯洛伐克从哈布斯堡帝国中独立出来,成为中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
  
  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国,与苏联也订有互助条约。这个国家有1400万人口,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950万,少数民族500万。少数民族中有350万是日耳曼居民,主要居住在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山区--苏台德地区。德国并吞奥地利时,一再扬言希望改善德捷关系,事实上希特勒企图侵略这个国家是蓄谋已久了。
  
  希特勒侵捷,仍然是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出面闹事。
  
  日耳曼人党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是纳粹党的一个分支。1935年,它每月从德国外交部领取15万马克的活动经费。汉莱因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完全按柏林的指使行事。
  
  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密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事端,让他提出捷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对其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把它归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因此,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来说,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
  
  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
  
  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和独立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恪守对捷条约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1938年4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要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他要尽力摆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就开始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月3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4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甚为高兴。
  
  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5月19日,来比锡有一家报纸曾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5月9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在柏林,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的宣传战,有增无已,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从5月20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末,演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48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1914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德军开始在德、捷边境集结和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被泄漏所造成的。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和法国政府在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也曾一度表现了同苏联政府的团结精神。但为时不久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捷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外交部送来的电报也不能使他息怒。这些电报都是报告苏联的谴责和世界舆论的警告,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反复思量,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捷克斗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侮辱。对于这个德国独裁者来说,丢人之难堪,莫此为甚。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在将犯未犯之际就受到了控告。他心中怒不可遏,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向贝奈斯总统报复。在他5月30日签发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中说,"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所谓"最近"的涵义,已由凯特尔在一封随件附发的指示信中加以说明。他命令:"务须保证'绿色方案'最迟到1938年10月1日能够付诸执行。"这是希特勒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危机,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也要锲而不舍、务见其成的一个日期。
  
  希特勒如醉如狂的侵略行动吓坏了德国的将军们,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坚决反对这种行动。他在5月5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苏联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至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6月18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面对着希特勒的顽固态度,贝克将军决心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说穿。7月16日,他给陆军司令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条陈说: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情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坚持要战争,高级将领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指挥军队了。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文明的践踏和道义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三天以后,7月19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豫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8月4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措词激烈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纳粹任何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7月16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采取强烈行动,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月18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有人问到这位司令在当前关键时刻应采取何种态度时,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这样德高望重的将军,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隐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10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竟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希特勒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也并没有设法使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隐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持此态度,使他十分愤懑。每当人们提到他的这位上级的时候,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相当时期以来,他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
  
  希特勒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5月14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电讯的真实性。
  
  就在8月3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驻外使节不必担心英国和法国会对捷克问题进行干涉的那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7月26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的活动看,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而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风尘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伦西曼扮演的为泛日耳曼主义服务的角色,纳粹头目是很欣赏的。他们非常了解伦西曼使命的真正意义。所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活动家费林格指出,伦西曼的使命是,"用以遮盖英国公民眼睛,使之看不到苏台德区被割让的一种掩饰物,苏台德区的命运预先在伦敦就被决定了。"
  
  当伦西曼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拼命施加压力时,希特勒便以战争相威胁。在8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8月23日,希特勒还到基尔湾检阅德国的海军演习,并邀请外国驻德武官参观,以炫耀武力。戈林还请法国空军代表团"参观"飞机工厂和飞行表演,结果将法国空军参谋长吓呆了。这位患软骨症的参谋长认为,"如果9月底打仗,法国空军将在两周内被消灭,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吓唬英法,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张伯伦满口答应,还希望希特勒去同英王一起游览伦敦。英德间就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罪恶的交易。张伯伦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因此,英国卖力地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侵占苏台德地区。
  
  在希特勒到基尔湾检阅海军演习时,他还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特勒告诉他们,匈牙利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苏联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见克外长的致命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危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象到的。
  
  德军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制定在10月1日向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最后计划。这时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除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9月5日,在赫拉德欣宫召见苏台德人的领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惊叫道,"我的天啊,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子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月7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以所谓捷克警察有过火行为为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一切谈判。
  
  9月10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演说。他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当时的形势正是:希特勒,如醉如狂;侵捷克,剑拔弩张。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却被希特勒的威胁吓破了胆,9月13日当天晚上11点,急电纳粹头子希特勒,愿前赴柏林屈尊求见。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的慕尼黑阴谋就此开始了。

带着我的嘱托,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记住啊,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但千万不要歌唱,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又轻轻搂在怀里装进我心中的秘密,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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