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西方文学经典读后感10篇,西方文学十五讲

作者:现代文学

《漫谈西方文学》是一本由李赋宁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4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刘大先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文学十五讲》是一本由徐葆耕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3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漫谈西方文学》读后感(一):聆听大师之课,把握西方文学传统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一):理论的张力与学科的悖论

《西方文学十五讲》读后感(一):随便摘点儿~~~~

“大家小书”系列中,涉及西方文学的专辑并不是很多,李赋宁先生的《漫谈西方文学》算是比较重要的一辑。李先生是中国外语学界公认的西方语言文化大师,除英文外,还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德文等,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学学者。

颜水生

第一讲 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

李先生认为,要想研究和欣赏西方文学,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下方社会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西方文学传统的源流、体裁和类型、文学成就的高峰,国别文学之间的借鉴和影响,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极其得失,甚至是文学翻译史等,都必须有个清晰的谱系了解。只有站在社会文化的高度获得整体的关照,才能在文本解读和鉴赏中做到心中有数,所以李先生一再强调“把握西方文学传统是一个研究者最主要的基本功。”

摘要:《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理论织成的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民族文学到神话学,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地理学到语言学,开拓了思维,增加了学术深度,扩张了理论的想象力,开辟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发展的新思路,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在总体思维的控制下,有可能陷入了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陷阱,也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化和非历史化的误区。

一位是维吉尔。他的代表作是《伊尼德》。在这部书里,诗人继承和发展了荷马史诗的艺术范式,极其浪漫地写出了罗马人建国的历史和他们的英雄气概:罗马人的祖先、特洛伊人的后裔伊尼亚斯为了实现建国的使命而忍痛舍弃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狄多,狄多因此而自杀。较之荷马史诗,这样的故事第一次提出了爱情与责任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显示了罗马人和希腊人很大的不同——他们很重视自己对民族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远比他们个人的情感和爱情重要得多。

作为年轻的学子,有浅显社会经历的青年人,或者是想要深入学习西方文学知识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西方文学的内容太过庞大,想要自学,很难找到一个头绪或开端,而单单依靠阅读西方文学名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又不够系统,容易迷失,这时候就往往需要一位可靠的导师来指引的方向。李先生作为西方文学大师、翻译家、教育家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之一。

关键词:现代性;全球化;总体化;少数民族文学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浪漫主义文学认为“生活应该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生活就是如此”。当你问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描写的乞丐王朝真的存在吗?雨果会回答说:我认为应该存在。如果你问巴尔扎克,你为什么在《人间喜剧》中把生活描写得那样黑暗污浊?巴尔扎克会回答你:因为生活就是如此黑暗、污浊。

《漫谈西方文学》主要收录了二十七篇有关西方文学研究的论文。文章内容既有总括性的《西方文学的几个特点》、《浅谈西方文学研究》、《口味和标准》、《20世纪英、美文学批评》、《漫谈英国文学》,也有按照时间顺序加以介绍的《荷马和他的史诗》、《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极其作品,以对及乔叟、莎士比亚等众多作家的诗歌、戏剧、散文、文学批评等多种多样文体的介绍和探讨。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时间也必然证明它的学术价值与学科贡献。笔者主要以《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为理论基础,试图揭示刘博士著作的成就与问题,并希望能引发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现实主义文学,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任感情流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他们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

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比较感兴趣和稍有了解的学习者,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学习西方文学的过程中,除了如李先生所说的,要有娴熟地道的外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之外,还要学会将作家作品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之中去解读,进而锻炼自己的批评与鉴赏能力,提升阅读的口味和标准。

一、 理论扩张与现代性危机

西方文学发展历程:“两大源头”和“七大思潮”

比如,西方文学的作家作品各有特点,浪漫主义的作品可能现在读来仍旧不会有情感共鸣上的问题,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就可能会与如今价值观念有着较大的距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中,它是出色的。而就文学和文本本身来说,它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也是不可磨灭的。《漫谈英国文学》一篇以南北文学差异为论点,探讨了英国文学的特点,今天读来依旧有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舒畅感。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理论织成的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民族学到神话学,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地理学到语言学,刘大先博士都是信手拈来,不仅增加了著作的深度,也扩张了理论的想象力。可以肯定地说,理论性是该著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刘大先博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作出的重要贡献。长久以来,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依靠政治保障在学术体制中占有稳固位置,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依然在学术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当今理论过剩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理论的匮乏,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范围内已引起了必要的反省,早在2005年,刘博士就在《文艺理论研究》撰文指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地位,且话语系统陈旧” 。2012年,汪娟在《文艺报》发文指出,“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放置于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尚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处于自我失语的境况。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理念上可以说都相对滞后。” 上述观点应该不是危言耸听,而应该是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刘博士从问题出发,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提出要吸收借鉴民俗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正是这种学术追求的实践产物。毫无疑问,刘博士的批评实践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张力,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显示了必要的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的内涵与魅力,探索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艺术及文学理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及文化理论。

书中还有一些篇目是关于语言和翻译研究的,例如《乔叟诗中的形容词》一篇,详细分析了乔叟诗歌中有关颜色形容词、光明和黑暗的形容词、感觉形容词,以及其他类型的形容词的运用,大量的实例不仅对我们理解乔叟的作品具有帮助,也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为什么想要研究和鉴赏西方文学就要先学好西方语言,亲自阅读文本和第一手资料,而不是通过阅读翻译作品和批评论著译文不求甚解、强说理论。

在刘博士的理论体系中,现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现代性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基石,不仅是因为刘博士强调现代性理论在著作中的贯串,“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会作为一种隐伏的背景伏藏在本书叙述的始终”, 而且是因为现代性本就是“现代中国”概念的核心内涵。无论是汪晖教授,还是刘大先博士,他们对“现代中国”的阐释都突出了现代性的总体性意义。笔者也曾对现代性也有过无限的憧憬,博士论文《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也正建基于此。笔者也曾窃喜,现代性理论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似乎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任何学科的大门。或许,我还得继续用现代性理论去不断地敲门和开门,因为我正在构思的一部著作初步取名为《现代性与时空形式》,但这应该还不是最后的终结。然而,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无论是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还是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大家都对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单就刘博士的专著来说,现代性的话语实践至少引发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现代性对文学性的压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文学性处于现代性的淹没之中是不争的事实,或许刘博士原本就对“文学性”概念持批评态度,认为文学性观念“其实是把文学非历史化了”, 但是在现代性的宰制之下,文学被充分总体化了,现代性贬抑了文学性。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该著作以“少数民族文学”命名,刘博士的主观目的也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在该著作中似乎只是个点缀。刘博士在绪论中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概念辨析时,对“民族”和“少数民族”进行了详细的知识考古,然而当涉及“文学”和“文学性”时,作者抛弃了知识考古方法,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文学”和“文学性”,这种写作方式或许就是个隐喻。第二,现代性对不平衡性的压抑。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指出,“‘现代性’常常意味着确定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 刘博士顺着汪晖的思维给“现代中国”作了界定,“‘现代中国’并不是标指特定的时间段落与政治形态,而是概括从晚清已经开始的在外来冲击和内发裂变交错下的总体氛围、环境和心态”, 刘博士也给现代性“确定了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认为现代性是从晚清开始的。现代性的晚清起源说在理论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晚清起源说必然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据国家民委网站对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有部分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这些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的文学是如何体现现代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刘博士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放入到‘现代中国’才能够被清楚和有效地说明。” 刘博士把现代性普遍化和总体化,正如阿尔布劳所说,“是企图开发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系统,并且用这个系统理解一切现象”, 这种总体性思维是一种征候,它表明了现代性的过分扩张。

七大思潮:

阅读西方文学作品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学习文学批评和鉴赏更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哪怕是只做为读者,我们也要力求从宏观上去了解某一类文学的历史与传统,从其语言土壤中去慢慢发掘其根系与枝干。西方文学是一方诱人的沃土,能在李赋宁先生的指引之下,漫步经典名作的田野,聆听大师的教导,真是最美好不过的一种学习体验。

二、时空视域与学术生产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漫谈西方文学》读后感(二):打开西方文学的一扇门

时空维度的凸显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空间维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从时间维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由来已久,但以往的研究大都限制在历史叙事,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只是时间的组成部分。刘博士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放在时间维度中进行阐释,不仅赋予历史叙事以哲学内涵,而且赋予时间以本体论地位,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知识生产。首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由历史叙事向历史哲学的深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进行了充分研究,尤其是突出了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特征,正如德塞托在《历史书写》中提出,“历史学家只是‘围着’权势在转。在所有现代国家里,从历史论文到历史教科书,它们都隐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教育性,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刘博士不仅考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演变过程和意识形态特征,而且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放置在现代学术生产的转型过程中进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从建立到书写其历史,一直笼罩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观念之中,这种观念经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诸多思想流派的洗礼,已经变得摇摇欲坠”。 刘博士从历史哲学角度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次,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中的历史分析向时间哲学的深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时间性是历史性的必要条件,“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 刘博士把历史放置在时间范畴中进行分析,突出了历史与时间的统一,以及历史性与时间性的统一。最后,促进了文学史观的阐释和转型,刘博士分析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历史渊源,并且提出多民族文学史观包括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学、多历史等四个层次内涵,在李晓锋与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多语言”,促进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阐释与转型。综合来说,刘博士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分析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提升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打开西方文学的一扇门

空间转向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刘博士具有比较扎实的西方文艺理论基础,敏锐地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他提出,“少数族裔文学由于其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特定位置,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切入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刘博士运用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强调了空间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正如刘博士所说,“在历史与书写的僵局中,空间视角无疑增添了新的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 综合来说,刘博士的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理论的综合性,刘博士熟悉西方空间理论,历数了自康德以降的众多空间理论家,实际运用了列斐伏尔、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空间理论,综合了心理、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观点,显示出较强的理论综合性。第二,思维的辩证性,刘博士不仅看到了空间理论的优点,也认为空间维度的过度思考有可能堕入“分裂主义”或“拜物主义”,展现出刘博士具有较深的辩证法素养。但是,刘博士的空间研究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空间理论视野中展现的大都是理论和民族,而非文学,刘博士擅长从理论到理论,弄得云山雾罩,在广阔的空间理论世界中更难寻找少数民族文学,确切地说,刘博士是在运用空间理论分析少数民族,而非少数民族文学。第二,部分理论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资本空间规模流动造成的现实,在话语层面衍生为一种‘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对立。而所谓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恰恰是一种近代发生的现象”, 刘博士在阐述这个观点时并没有列举少数民族发展的事实来证明,笔者觉得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并非只是在近代才发生的现象,“地方性”应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所谓“全球化”与“地方性”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全球化”与“地方性”实际上是一种辩证运动,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如阿尔布劳指出,“全球性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地方性程度的相应降低”。 刘博士把“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立归之于资本,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资本所引发的空间生产有过充分论述,但问题在于,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全球化在中国也只是晚近的说法,资本在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并非刘博士想象的那么重要。总之,在空间理论的总体化视野中,刘博士把现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空间生产非历史化了。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评《漫谈西方文学》

三、 总体思维与学科困惑

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受很多因素影响,普通的中国读者对于西方文学可能没有很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了解,要么就是停留在一个总体的模糊印象上,要么就是对某一两本书有过阅读,但很难清晰地见到西方文学的全貌。《大家小书》中推出的这本《漫谈西方文学》就是想通过一本小书,通过对西方文学的一个总体描述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再通过介绍几个关键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让我们对西方文学有一个更全面的清楚认识。

总体化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是在总体化思维中,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都被总体化了。总体化方法在该著作中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总体化揭示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等概念发展的事实,比如刘博士在分析“少数民族”时提出,“前现代的中央王朝与地方族群关系格局中,自然存在的少数族裔共同体,缺少明晰边界的主体;现代以来,少数族群在民族国家的生长过程中,规整为总体化主体中的多元构成元素”, 刘博士不仅分析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在“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思想中被总体化,而且分析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思想中被总体化。其次,总体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和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一直都是“国家学术”,正如刘博士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开始就是以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多民族文化文学共同繁荣为目标和价值诉求的”,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因此,《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也隶属这个总体目标。不可置疑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中的总体化方法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它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拥有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少数民族文学学术更富有价值,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总体思维和总体化方法的作用,从黑格尔到卢卡奇和萨特等思想家都充分运用了总体化方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总体思维具有天然的逻辑优势,“总体性话语使民族、社区、国家、文化、家庭、尤其是社会都服从于这一纪律”, 这符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西方文学主要由那些伟大作家搭建起来的,这些伟大作家通常出现在社会变革时期或历史转折点上,他们的作品又更多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特点,既能站在人民和祖国的立场上真臂高呼,又能通过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为统治、管理服务,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作者李赋宁老师老师阐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区别:文学创作靠形象思维,文学研究靠逻辑思维,梳理了西方社会变革的历史脉络,并据此介绍了每个时代发展中的重要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的英国、美国,从荷马一直到近代的乔叟、莎士比亚等人;在每一篇文章中,从作者的历史贡献和写作风格、文学作品的形成背景和写作过程这些方面来介绍西方文学的概况。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总体化方法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在总体思维中,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总体性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并非共时性的。刘博士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才得以诞生,并且成为一个可以在学术上进行探讨的话题”。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诞生,也才得以成为一个学术论题,然而刘博士把“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共时化,有可能压缩了“现代中国”的内涵,也有可能压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其次,总体思维也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总体化困境。阿尔布劳指出,“总体性话语的最明显的运作方式是通过系统观点表现出来的,这种观点运用类比的思维方式并常常把民族国家社会与其他系统等量齐观。” 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由于总体化方法的强大支配力量,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等概念成为普遍性的观点,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现代性的附庸,也有可能遮蔽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在当代学术中,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都已经成为普遍性概念,阿尔布劳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事实并提出了尖锐批评,“‘全球化’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某种近乎于巫术的品质,成了一块提供普遍启蒙作用的通灵宝玉。但是,对这个概念的随意滥用,并不是反映了它的扩展,而是反映出当前的理解的局限性。” 这种观点值得深思。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都是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也具有天然的历史和逻辑基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民族特征是它们的天然优势,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发展的逻辑基础,不能偏信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的强大力量,而故意忽视这些天然基础。在总体化方法中,现代性的强大控制力必然压抑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也必然消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

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从读者角度来说,如果是单纯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应用感性思维去阅读和欣赏作品。本书的写作方法属于文学研究范畴,我们应该采用一种理性的思维去阅读这本西方文学的入门读物。循着作者对于时代的介绍、文学家人物性格特点的分析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梳理出一条属于自己对于西方文学的认知思路。如果要更好地去欣赏西方文学,作者还建议我们尽量采用读外文资料,这样才能原汁原味地欣赏作者的写法。在对于一些具体作品的欣赏上,我们或多或少可能阅读过一些作品,例如荷马、乔叟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拿作者的一些分析评判和我们自己以前的印象做一个对比,这样不仅能更好理解作者的分析判断,也可以为我们下一次阅读提供一些好思路。

参考文献:

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

如果说西方文学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的话,那么这本《漫谈西方文学》则是一扇走进这座大楼的门,李赋宁老师用自己的才识,为我们讲述了他对于这座殿堂的理解和见地。

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第二讲 古希腊神话及其现代性

2018-5-25

汪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何去何从》,《文艺报》2012年2月6日第006版。

看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神话就会发现,希腊神话里的许多神其实在其他民族的神话里也是有的,比如太阳神、月神、山神、风神、火神、海神等等,几乎每个民族的神话里都有这样一些神。可是有两个神在希腊神话里有,而在中国神话里没有,这就是酒神和爱神。

《漫谈西方文学》读后感(三):系统了解西方文学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讲到爱神,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在中国远古时代也是有的,她叫做高禖。古书上记载着“高禖祀典,奔者不禁”,就是说在以高禖命名的这个节日里,人们可以自由野合……但是闻一多先生讲,随着华夏民族的羞耻之心的萌生,人们开始为这样一个神感到羞耻,于是她的地位就越来越下降了。到了战国时代,宋玉写《高唐神女赋》的时候,高禖已经从一个女神下降为一个伺候楚襄王行云雨之事的“神女”了。中国的女爱神从女神降为神女,而西方却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过程。

系统了解西方文学《漫谈西方文学》

明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文艺报》2013年10月18日第009版。

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和爱神实际上可以看做体现人的自然本性——食和色——的两个神……我们在远古时代的圣人承认人的本性和“食”和“色”,但是在中国的神话里却没有体现人的两大主要情欲的象征性的艺术符号,而在希腊神话里则用酒神和爱神来体现人的这两大情欲。

西方文学是一个大概念,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可是如果当你有所了解以后,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很多西方文学概论,也就是一本书就都概括进来了。

[美]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冯友兰先生在讲到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区别的时候,借用了一段孔子的话:

这一本就是一部小小的西方文学概论,西方这个概念在这本书里其实就是只有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最后到英国美国,这是西方文学的主流。这本书被收入“大家小书”系列,那么作者是谁呢?名字叫李赋宁,真没听说过,看看介绍还是很牛的,毕业于老清华外文系,获耶鲁大学英语硕士学位,解放后回清华任教,院系调整后任北大文科教授,学部委员,著作等身。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他的一本书《蜜与蜡》我看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现在再次相遇。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是智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而照孔子的话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书中对文学的标准是口味,人的口味不同,各有各的喜爱,可是就文学来说口味却有高低之分,那么文学的最高口味的标准是什么呢?书中给出的答案是真、善、美!艺术有绝对的美的理想和绝对的标准。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第三讲 中世纪的基督文化与骑士浪漫主义

按感觉希腊神话是排在荷马史诗前面的,可是书中先出现的是荷马,想一下就明白了,这是按照作者来排列的文学史,荷马是最早的作家。《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后是《希腊神话》还有《伊索寓言》,书中说到,在伊索之前,寓言不过是一种笑话,供人们娱乐和消遣,伊索赋予了它以道德意义,并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人类能够构建一套符码来约束自己的原欲,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自觉。这种对于罪恶的自省,可以说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基本品质……因为你意识到了你是有罪的,这种意识使你在精神世界上高于其他人,高于那些浑浑噩噩的人……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有了这样一个罪感后,他就有了崇高感……这种观念虽然建立在一种虚幻基础之上,但是它符合人的内心一种提升自己的需要。

伊索之后是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还有《安提戈涅》,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和《特洛伊妇女》。悲剧是因为人的理性不能够战胜神的意志,比如俄狄浦斯王,但是人性的力量却能够证明人性的高贵,这是神不可能战胜的。这就是悲剧的意义。

[法]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是对于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思想家、艺术家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没有罪感,很难想象欧洲文学会放射出如此灿烂的光华。

后面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乔叟,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约翰逊……其中篇幅最多的当然还是莎士比亚。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西方骑士和中国剑侠的区别,其中有一点是对待女人的态度:中国剑侠小说里,剑客一般是不结婚的,即使没有妻室也是不恋女色的。但是欧洲骑士文学不同,如果从中国剑侠们的眼光来看,西方骑士传奇你的那些英雄,都有点像中国剑侠小说里的“采花淫贼”。

跟着作者浏览了一遍西方文学,马上就在心里有了一个西方文学的大体框架,以后再接触他们的作品就知道了他们在西方文学史中的位置了。小书不大,很有内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26-427页。

第四讲 但丁和《神曲》

《漫谈西方文学》读后感(四):不敢评价,只能献上我的膝盖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273页。

有一位日本学者讲过这样的话:东方人在理解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两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条就是西方人对待上帝的态度,一条就是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我想给他补充一句话:对于西方人特别是中世纪到现代的一些文化人,他们像崇拜上帝那样来崇拜自己所爱的女人,像热爱自己心爱的女人那样来热爱上帝。在他们心目中,上帝和他们所心爱的女人常常是合而为一的。这一点我们从但丁对待贝德丽采的态度上,得到了一个例证。

看了这本“大家小书”系列才知道自己知识水平的匮乏,对于西方古典文学的了解简直不能再少。“大家小书”,果真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用平实的语言剖析给我们看,为了让我们这些人了解到这些知识,大家们也是操碎了心。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向天堂呢?怎么能够摆脱人间危难上升到天堂呢?靠两个东西,一个是知识,以维吉尔为代表;一个就是爱,以贝德丽采为代表。……距离但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00多年,但丁的公式却没有过时。“高尚的生活=知识+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自己的“维吉尔”,一个自己的“贝德丽采”。

先说说作者李赋宁,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翻译家。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西南联大外语系讲师,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留学,获该校英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和英语系教授、副教务长及英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学科评议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漫谈英语学习》、《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等。李赋宁先生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宽阔,涉及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古英语等多种外语。执教数十年来,先后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公共英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16-17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西方文学批评、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读、莫里哀专题和汉英翻译等课程,教学艺术炉火纯青,蜚声学界,桃李满天下。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第五讲 文艺复兴概说

看着李赋宁先生的经历,我已经跪了,名副其实的大师。虽然我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好好读一读他的作品我还是能做到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西方文学,用漫谈的方式,书里分了二十七小节,每章节长短不一,都有一个主题,整本书的结构是“总分结构”,前面几章节讲了西方文学的特点,口味、标准。后面就开始分说不同的作品和作者,或者是作者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时间跨度很大,从荷马史诗、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到萨缪尔·约翰孙,从公元前700年可以说到18世纪。仅是把书里提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完完整整看完一遍,都得耗费不少时间,更何况还得研究透彻,有自己的分析。再次为李赋宁先生的渊博知识所折服。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4页。

彼得拉克在赞美劳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和但丁很不相同的一点。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但丁虽然也有许多人文主义的思想,他也赞美人,但他总想要接近上帝,他把接近上帝看成是自己的荣耀;而彼得拉克所向往的不是去做上帝的奴仆,而是做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凡人。他喜欢的是凡人的幸福,这种观点,标志着近代人观念的开始。

书里提到的文学作品,我有的听都没听过,这次真是长了见识,每章节都娓娓道来,就像在听大师讲课,让自己沉浸在西方文学的海洋里,这本书如果只读一次,肯定是不够的,下次一定把感兴趣的作品先读一读,再对照着李赋宁先生的讲解,肯定能理解地更为深刻。让我评价这本书,说实话,觉得自己太渺小,根本不够格评价,只能是仰望角度,默默献上自己的膝盖啊。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第六讲 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

读了这本书之后,更对“大家小书”系列刮目相看,已经推荐给爱读书的朋友,好书不能埋没。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在莎翁的喜剧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总的主题,就是“爱可以征服一切”,它的结局一般可以用莎士比亚的一部喜剧的名字来概括,叫做“皆大欢喜”。他相信爱能征服一切,融化一切,解决一切。即使作恶的人,像犹太商人夏洛克,莎士比亚都对他采取一种相当仁慈的态度,这反映了莎士比亚对人所怀有的信心,对爱的拯救作用的信心。

《漫谈西方文学》读后感(五):沟通西文文学精神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莎士比亚的喜剧里还有伊甸园的另一面,这一面就是粗鄙与冷诮。

东方文学因其历史底蕴深厚,自有其典雅隽永意境,而西方文学却因其地域及价值观等诸多因素表现出与东方文学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及文学形式。李赋宁先生以其对西方文学的专业造诣著成此书《漫谈西方文学》,旨在对西方文学进行准确的指引作用,去伪存真,取其精华而出其类学,不让糟粕成为文学路上的陷阱。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骄矜使李尔王失去了常人的理智,把爱当成恨,把恨当成爱。当他为此遭到无情的报复——被大女儿与二女儿逼出宫门,流落荒原后,他疯了。然而人们在这个疯子身上却看到了理智,看到了常人理智的复归。这就揭示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哲理:权力不等于智慧,权力不是智慧的源泉;如果你以为智慧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结果却恰恰相反,愚蠢是随着权力而增长的。权力可以使你在失去智慧的同时失去爱。权力越高,失去的爱越多——如果你把权力等同于智慧的话。

为文求学者无一不想达到知人论世之境界,博雅之士的风采均想修炼得之。李赋宁先生的文字严谨圆润谦和,他的为人处世之风采也嬴得读者的欣赏。在这本《漫谈西方文学》的著作里,李赋宁先生提出独到的对西方文学的认知和领悟。全书收录二十七篇心得感悟,对西方文学名著优秀代表作做出分析,包括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希腊悲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莎士比亚的戏剧、斯威夫特的讽刺散文、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小说等,每篇都对文学爱好者有所启发,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这样的著作值得细读。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奥赛罗》的悲剧是另一种类型。……揭示出人类一个重要的弱点:轻信。

真正的文学应该深刻反映现实生活里的各种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并由此提出改进措施,这样的批判性观点在李赋宁先生著作《漫谈西方文学》中多有侧重,而其点评非常准确生动和浪漫,比如在《乔叟的含蓄讽刺》中说:“有些作家的讽刺像烈火,像利剑,像狂风暴雨,焚烧、刺伤、横扫一切反动和罪恶的事。另外有些作家,他们的讽刺却像阳光,并不立刻就把人晒昏或烫伤,但它却有防腐杀菌的效果。在柔和中隐藏着批判、揭露社会罪恶的强大威力。”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4页。

《麦克白》相当细致地揭示了一个人是怎样从善良变为嗜恶的。

无论是对但丁《神曲》的剖析,还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细分,《荷马史诗》的绵重,《希腊神话》的战斗精神,《伊索寓言》的似人反讽,被恩格斯称为“悲剧之父”的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等虽早已逝去,即以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而被世人纪念的文学创作者,他们的作品依然在文学殿堂之中熠熠生辉,靠的便是对主现实生活的真实刻画,对人类真实的批露。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1期

第七讲 从新古典主义到启蒙文学

李赋宁先生提出了文学批评的论点,通过对诸多先哲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维德等作品的分析形成完整的文学理论系统观点。以时间为线,将西方文学及其优秀作品文学家进行逐一的解析,这样专门针对西方文学的分析著作对读者更深入了解西方文学的发生发展形成系统清晰的脉络也非常有帮助。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之作

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近似,主要指的是新古典主义,而不是后来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活得更像完整的个体,文明亦是人类最后的底线,倘若没有了文明与道德的制约,就如执刀在手的战士为所欲为之下,毁灭的是全人类。读李赋宁先生的《漫谈西方文学》会让读者触发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善莫大焉。

——论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卢梭的《忏悔录》的区别:

张丽军 史胜英

圣·奥古斯丁的暴露是要说明人是微不足道的,这世界唯一配得上让众人膜拜的只有上帝。人都是卑劣的,即使是像他一样的一个教父。而卢梭的忏悔录让人坚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的恶习是由于社会本身存在的弊病造成的,人应该珍爱自己,珍爱自己这样一个独立自足的生灵。

内容提要:刘大先的新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语言与译介、空间与想象、情感与规约等方面系统充分详实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突破以往以局部或个案研究的局面,使其在中国文学格局中能够呈现一个较为阔大、宏伟、壮观的完整画面;以其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理论性和前瞻性,为新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总结已有成果、辨析名词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开启理论新视域的重要作用,是一部新世纪关于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重要著作。

第八讲 歌德与《浮士德》

关键词:刘大先 少数民族文学 空间现代性 学科史

截止到19世纪初,西方文学有四大里程碑,这就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和他的悲剧,而第四座里程碑就是歌德的《浮士德》。它代表了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这200年间,特别是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以及19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这样三种文学主潮的一个汇聚。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想特别讲一点关于歌德的性格特点。他在自己的《格言与随想》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对于我们理解歌德和其他伟大人物很重要。这句话是:“最伟大的任务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伟大的人物通过他的伟大之处、他的优点来显示他高于时代之处,而通过他的弱点来和这个世纪相联系,反映这个世纪的特点…… 反映时代的特征。

现代化中国的车轮以势不可挡的燎原之势扫过中国每一寸土地,渗透进华夏文化的每一角落。少数民族文学亦由自在自为的前现代状态走向现代,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和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逐渐确立起学科的自足性、主体性地位。应该说,历经一个世纪左右的现代化探索和文学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构架已大体形成。少数民族文学以独特新奇的地理空间为书写背景,以古奥神秘的宗教与传说为叙事题材,给读者以从未有过的“异质性”想象体验,为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学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中国文学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一定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精神文化意蕴和原始生命强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发展,从沈从文的湘西叙事、老舍的京味小说到霍达的穆斯林书写、当代阿来的藏地书写、萨娜的鄂温克族叙述等等,都极其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越前进,展现当代大中华文学的艺术风采和精神魅力。

浮士德开头讲的哲学、医学、法律、神学是中世纪的所谓“四大学科”。浮士德为什么厌倦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脱离了生命本原。文明的创造,本意在于生命的升华,但是升华的结果往往造成对生命的压抑,这是文明的悲剧。

在这样一个大中华文学日渐繁荣的基础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亦在不断地开创与反思中达到新的高度。在日渐庞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中,刘大先的新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语言与译介、空间与想象、情感与规约等方面系统充分详实的论述,实在是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版图来加以考量,突破以往以局部或个案研究的局面,使其在中国文学格局中能够呈现一个较为阔大、宏伟、壮观的完整画面;而且以其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理论性和前瞻性,为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总结已有成果、辨析名词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开启理论新视域的重要作用,是一部新世纪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重要著作。刘大先才思敏捷、视野宏阔,不仅汲取江南文化的灵秀和北方文化的豪迈,而且远赴美国进修学习,同时深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大地深入考察,在多方面的学习中兼得较高理论修养、良好艺术感悟力和珍贵的民间大地情怀。这使得本书的写作呈现出深厚的文化积累、新颖的理论创建和接地气的批评实践品格。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语言恳切,用词平易雅致,娓娓道来,流露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素养、文字功底和深厚人文情怀,其知识面和思考问题的高度、深度非但不使人觉得高深疏离,反而是平易近人、亲切感人。读《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一次极为美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史、文化史之旅,正有艾柯的“悠游小说林”之感。

西南联大时代的老学长冯至先生是一位研究德国文学的大学者,他说《浮士德》的主题是什么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一、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回顾与重绘之可能

西方文学中著名的“浮士德难题”:怎样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接受社会和个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一致起来——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不出卖个人的灵魂;从哲学上讲,就是康德所探讨的自然欲求与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

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是从这一民族的文学史中获得的,文学史的最基本功能是确立经典、设定标准。 此外,文学史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自我的系统的认知、介绍和传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对话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学史作为文学与历史的交叉,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文学性;既是一种史的再现,又是一种像文学一样的叙事,是描写过去事情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也作为一种叙事文本被纳入文学的视野。 文学史的书写策略有多种,多因书写者的文学观念、历史观以及价值判断、书写着主观目的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所提到的五四以前,中国文人普遍持有观念论的退化史观书写,提倡复古主义,厚古薄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西方进化论等理论的影响,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文人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口号,提倡观念论的进化史,颠覆陈说,使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

第九讲 19世纪的浪漫运动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对学术史进行了细密的梳理,详尽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历史,从晚清文学立科时期的文学史、民国进化论与科学话语笼罩下的文学史观嬗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确立与族别文学史的书写、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认识的充分性、在国族文学史中的定位的准确度、及对当下存在问题思考的深度都在不断强化超越。对于“史”的考察,著者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站着宏观的历史的角度,以详实的中外文献充分论述各时间段的历史书写,并对历史现象探其本质,究其成因,拨开纷繁谜象,厘清内理,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法国有一位研究德国文学的女作家,叫斯达尔夫人,她说,德国的艺术家喜欢把一些很明白的事情送到黑暗里,把它们讲得很晦涩。我们说,这是从法国人的视角去看德国人。法国人是一个比较爽朗的民族,作为高卢人的后裔,他们的性格比较爽朗,喜欢一些热情澎湃的很明澈的叙述方式,所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斯达尔夫人看德国人,觉得他们是把一些明明白白的事情,有意识地送到黑夜里,把它们表现得很晦涩。

在对文学史书写的考量中,刘大先意识到,“文学的历史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不仅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更多的是暗含着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但是“每种文学是叙述必然需要文学观念的确立” 。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任何书写离不开时代语境,故对于文学历史的书写总是在时代的视域下。而话语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过:“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那么,在汉民族文化西方文学观念占主导的当代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如何叙述少数民族文学成为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拜伦号称一生有一百多个情人,在诗里讲,天下女人一张嘴,从南吻到北。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这家伙纯粹是个才子加流氓。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其一,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文学史书写者对本国文化的“救亡”主要集中对于主流文学和能与主流文学相衔接的部分少数民族文学,而对于展现独特性、差异性的少数民族群体则无暇顾及;其二,西方学术理论的引入,书写者持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观念,相信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如此则把历史与逻辑不相符合的那部分自动地排除在外了。新中国成立后,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主权确立,少数民族成为国家主人,少数民族文学史才得以确立。而文化与政治不是亦步亦趋的,总存在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是有形的、可以人为操作的,而文化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其力量是强大的、不容人撼动的。文学在文化的汪洋中无意识地被文化的暗流所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一开始便出于政治目的,为稳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受主流史学观的影响较大,例如,在分期上依照国家的时间法则,在文学分科上削足适履般地套用主流“四分法”的模版,写作模式、叙述结构及指导思想规然统一。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看似统一划归、易于人们接受与理解,但往往这种越简单整齐的事物离其本身就越远。

第十讲 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简爱》

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史如此,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存在这一现象。自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学史的书写仍未有很大改观,多是在旧的框架下的小修小补。任何文学史以及文学的书写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缠绕,意识形态正像如来佛的掌心般无处不在。文学是具有审美意蕴的意识形态,若一味追求与意识形态的决裂也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若龟缩在意识形态之下畏之不前,成为意识形态枷锁下奴隶,则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我们要做的是使文学与意识形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张力状态,意识形态不是作为串联文学史的线条脉络,不是文学这匹马的缰绳,而是作为更为隐性的围栏,在所能够提供的范围内给文学更多的活动空间。

尊严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尊严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靠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获得别人的肯定才能拥有的。马克思讲过大意如下的话: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一个名叫彼得的人所以会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来看,只是因为他把一个名叫保罗的人看做自己的同种。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肯定。

“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如何避免二者的“各行其是”、“彼此双重的盲视和伤害”,如何在大中华文化圈中葆有“活的传统”,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研究者要从少数民族文学的本体出发,去掉先见,走进其文学内部充分了解文学史,去发掘民族文学的魂魄所在,由以往静态的搬运转为动态的流变;同时要走出民族文学本身,从民族历史、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去体会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以一种多元的、全视角的文学史观,建构多元民族书写模式。刘大先在系统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居于次属系统不被重视的现状与缘由后,阐发将少数族裔文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系统中的可能性;充分列举学者与文学史书写者的构想与实践,阐发以多民族文学史观重述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正如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跨世纪的时候就要提出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就是“大文学观” ,就是既与文学的本质相关联,又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大文学观 。书中提到的“复数”、“多线”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对“大文学观”更为具体的阐释,无疑对于构建多元一体民族文学格局的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一讲 司汤达与巴尔扎克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与嬗变

有人说,社会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下棋的社会,一种是赌博的社会。所谓下棋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你聪明,你就可以战胜你的对手,就可以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台阶上去。而赌博的社会就很难说了。首先你得有赌本才行,你没有赌本,就根本没有资格上赌台;然后你还要有运气,凭着你的狡猾和欺诈,取得胜利。在于连看来,拿破仑时代是一个“下棋的社会”,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爬上去。而现在波旁王朝一复辟,变成“赌博的社会”,只好去赌自己的命。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在以宏阔视野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书写后,回到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嬗变、身份认同的觉醒与危机。认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术语,它的生成意义在于建构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人差异”方面的概念。由于文化主体之间的不同所以需要主体的身份认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20世纪末由于思想解放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勃兴,认同危机变得空前严峻。刘大先认为危机下导致主体向三个不同方向分化:遵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写作;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觉醒和自觉认同;以西方文化为路标的西化或自我风情化、殖民化的认同 。这一归类贴切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现状,认同危机的分化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叙事的焦虑。试想强大的汉民族经历一个世纪西方话语的袭击中尤有脚跟不稳的趔趄时刻,少数民族文学在同时面临西方文学与华语文学的双重挤压下,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但是,可贵的是,危机下也极大激发了少数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活力。这虽是冲击之下的无奈举措,可是较之前现代时期无意识的游离状态,这种自觉的主体发现与觉醒不失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一大进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民族个体的进步也是国族意识的进步。

你在阅读巴尔扎克作品时,会觉得像一个笨拙的农妇在生火,她要把柴火点着,但是柴有些潮湿,老也点不着,弄得满屋子里到处是浓烟,呛得人想从这个房间里退出来。就在这时候,“砰”的一声,柴火点着了,火光映红了半个天际。

在这三种认同分化中,第一种循规蹈矩,第二种颇为复杂,第三种的先锋性正与民族性剥离。刘大先以乌热尔图与张承志为典型阐释第二种叙事,他们更直接地对民族文化事像进行纪实随笔式的盘点与挖掘,认为“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联合与自觉斗争……强调群体亚文化、个人身份以及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是微观政治,最终归为个人的解放。这较之主流话语更为多元化和复杂化,作家的写作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流变,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十二讲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回族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为反映回族家族的历史与现今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对回族宗教信仰、风物人情、历史记忆的反思中,也有对身份认同的追问。从少数民族叙事的角度看小说文本,传统回族作为有一套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与礼仪的民族,在以往封建男权经济模式下过着封闭排外式的生活,其身份认同主要是穆斯林身份的认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世界的语境中,这种民族认同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这种少数民族书写历史带有复线的,正如杜赞奇提出复线的历史观代替线性历史观,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又把握其传播的历史 。集体认同是个体认同的基础,回族历史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本民族身份认同之外还蕴含着大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进而蕴含着国族、国家认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中华各民族都流有共同的血液,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浸透着其他民族的文化。民族认同也顺势从狭隘的本民族角度转向国族认同。

东正教特别推崇圣母玛利亚,它从母爱的至高无上出发,认为圣母的地位高于耶稣。对于女性的“圣母式崇拜”导致俄罗斯文学中一系列优美女性形象的产生。

正如刘大先所言,启蒙是一柄双刃剑,“启蒙要求撒播的光明,与来源自我的黑暗是密不可分的”;在自我认同的同时,自我也在寻找着“他者”的对立参照体系,从而构成了“现代主体定义自我的悖论” 。这种“自我的悖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自我认同的内在悖论。而有意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在生命力和精神意蕴的丰富性、多义性,即在“自我的悖论”的逻辑结构中生成。对于这一状况,刘大先借用扎西达娃《世纪之邀》中的用自己身体各个部位来比喻世界各个地方的老水手的话,来形象呈现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化身:“包容多样、细大不捐,众神平等、不分轩轾;身份模糊、血液混杂,色彩斑斓、和而不同。最重要的,所有参差与错落都有条不紊地组合在一个身体上面。” 这是多么幽默诙谐,而又时时闪亮这智慧光芒和语言魅力的文字啊,也是多么有趣的“异质性”文化景观啊。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围绕着两大主题展开的,用两部作品的书名来表示,一部作品就是赫尔岑的《谁之罪?》,另外一部就是刚才提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在我看来,少数民族文学重建主体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开拓空间:以某个边缘的角度提出问题,有可能是具有整体意义与价值的。” 刘大先的思考是很富有见地和前瞻性的,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所谓的“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而在某种程度上“边缘”的价值与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心,拯救中心的良药就在于“边缘”的“活的传统”。“主体是流动的、叠加的、多维度的”,“他们的活力与生机就隐藏在这些岩层中间”。

俄罗斯的东正教影响很深,知识分子本身具有一种忏悔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同逼人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变成了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的思考,对知识分子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的反思。许多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己未能尽到社会责任的忏悔。

三、现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空间与精神情感

第十三讲 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刘大先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独辟一章,从空间现代性的视野探讨少数民族文学,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他从“时空的现代性参差”中分析“中国”空间在时间现代性维度下的思想认知和历史建构,体现了一贯的追根溯源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继之以族裔的空间化、历史化存在来探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空间特性,是有较强创新性的、前沿性的。刘大先认为在国族规划中,国家的特定地域铭写被赋予了族性色彩,而具有混血传统的地理和族裔完成时空转型,带来地方性、全球性、跨界性的话语分割。而在活跃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们对边域地理的好奇与探索实践又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融入现代文化生活。从这种参差时空、纵贯古今的学术辨析中,他得出了“跨国的、协作的、多元共生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可能是世界文学中多民族文学的最终旨归”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是令人较为信服的。

第十四讲 现代主义与艾略特、卡夫卡、海明威

理论的丰富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是刘大先从事文学、文化研究的一大利器。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著作中,我们能不时体验到这种理论“冲浪”体验的快感和奇妙。《列子》中的“外游”与“内观”、庄子的逍遥游、屈原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到梭罗的“寻归澄明”、柄谷行人的“回到内心”,刘大先通过对旅游本质的阐释引出空间地理之于人们内在心灵的关系所在。“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一个异域或者说幻境”,“本体意义上的旅游无一例外具有‘朝圣’的特性”,给人一种陌生感,同时又是有真实空间可追寻的想象 。人们因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被其民族魅力所吸引而产生去当地旅游的渴望,这并不鲜见,或说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的宣讲方式。有些少数民族作品难免被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旋涡,靠哗众取宠般的自我风情化博取公众眼球,这是种缺乏自我主体性认识并带有某种殖民主义色彩,在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喧哗之后,要么回归到原点的平静,要么更多的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则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所烹饪的“食材”。这无疑是令人警醒的。但是,刘大先也指出“旅游”之于“空间现代性”的另一种意义和价值所在:“凝视也是相互的,具有启发性、促进性和生产性。在被旅游者压缩和歪曲时,当地人也以某种沉默的方式发出自己的能动性,并且随之进行文化上的变迁——任何交流、碰撞、沟通,总是存在着权力的交错,其后果也不尽然全然是负面的。” 对于这种“旅游观光”的局限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刘大先提出马丁•布伯的“我—你”理论,来建构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同情的理解”、彼此开放与包容的“我—你”交流和对话模式。基于此,旅游的意义,才有可能“从被消减处理、粗放型的‘观光’回归到它的本源所具有的的体验与实践意义”。 这种深入的、建设性的理性思考无疑是切中时弊的,是促进空间现代性生产良性循环和异质文化有效互动的真知灼见。

当你阅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时,你看到书中到处都在猛烈地抨击社会的浊流,但你感觉到,这种揭露黑暗得激情,恰恰来自于对于光明的向往和自信。……但在他们惊愕地发现太阳不过是一堆碎片后,他们还会充满自信地去抨击黑暗吗?他们会不会感到恐惧、焦虑、绝望?在这种恐惧、焦虑和绝望的背后,是不是仍然期待着破碎的东西重新整合成为完整的太阳?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又会嘲笑自己幼稚,用幽默装点感伤和绝望。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想,破碎的太阳有什么不好?我们为什么不能习惯这种破碎的生活?说不定更好!让绝望、焦虑和感伤滚蛋去!我们要欢笑,用欢笑来嘲弄一切!当他们处于前者的精神状态时,他们属于现代主义,当他们走出了这种阴影,努力使自己习惯于新的破碎的生活时,他们进入了后现代主义。

对于地理被赋予的民族色彩,地理成为民族的空间符号,如说起青藏高原便想起藏族,说起内蒙古眼前就浮现出草原牧羊的蒙古人。而同一种空间,具有多种叙事的可能性,单纯将地理空间与民族挂钩则操之简单了。就文学本体来说,文学话语具有陌生化特征,这要求作家不断超越已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手段,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想象空间和情感体验。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不囿于既定的民族题材,讲述的康巴藏族在民国战乱历史时期族群兴衰与人事纠葛。在饱含浓郁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展现出人性所共通之处,如将人性中嫉妒、仇恨与善良、爱心以及更为隐秘的通性也用民族的空间话语展现出来。小说中有对现代文明的抵抗与接纳,从民族自身的角度展现现代文明体系中土司家族的必然衰亡。这与从主流意识出发的民族拯救相比,少数民族有了主体自觉的话语权。单纯的地理空间展现已满足不了文学发展的需求,中国土地广阔、地理结构复杂,形成多样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但从汉族文化空间说起,北有贾平凹的商州叙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南有汪曾祺的苏北城镇。当代文学缺乏的不是题材,而是叙事方式。如何走进少数民族内部,发现民族繁华表象下的民族精魂,发掘其民族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相衔接的契机,用现代化的书写方式叙述,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走出自我泥淖,实现自我超越的方式。

对待理论可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理性主义者。他们需要一大堆术语和反复的逻辑推演,来把这三种思潮界定清楚。而一旦界定清楚之后,立即出现一批理论暴tu 说“NO”。他们是从来不建构,只解构。他们知道,一旦试图建构,就是他们的末日。他们对理论的贡献是逼着前一种人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劳作。这是第二种态度。还有第三种人,他们认为,思想是不能言说的,只能“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去感知思想”。

正如刘大先所说,空间视角增添了新的文学研究学术增长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特定位置使得从地理或空间角度切入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而空间这个宏大的文学场上,以实存的、流动的、模拟的、虚幻的等各种不同的空间展现方式,多样化承载一个民族的一切,包括精神、信仰及情感。书作在最后一章从神话故事入手,探讨其美学母体、政治诉求、文化信仰及宗教,最后走向情感研究。在情感研究的范式中,刘大先理解其特有的文学精神,认识到神话的复杂性和对它的研究往往背离神话本性的研究现状,用现代知识理性来规约神话很难接近神话本身。他提出从情感入手考察神话进而考察少数族裔文学,这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无疑又是一个开拓。刘大先在对如何将非理性的情感的迷狂与现代知识理性、宗教皈依与政治诉求相调和等问题的提出与思考,力图建立情感共同体,对历史的或新现的问题给予解决与超越现状的可能性,展现出宏阔的、走向未来的民族观与文学观。

请各位注意:当社会出现信仰上的“断裂带”时,往往产生“荒原文学”。在西方历史上,最典型的荒原期是四五世纪——古罗马行将灭亡时期和17世纪初——所谓的“巴洛克时期”,还有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低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荒原期的文学所揭示的心灵是破碎的,氛围是悲观的,思想是神秘的,结构是梯突的,语言是诡谲的,从总体上说带有精神病人的那种心理变态。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跨学科的复杂性,它与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有着交叉关系,这使得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增加了不少难点。《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力图跳出纷繁离乱的表象进行宏观把握,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重点突出,把握要害,择少数民族文学中最重要、最具学术研究价值和最具创见性的专题以论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大先所具有的、贯彻全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自觉意识,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历史、主体、表述、空间、神话等五个维度进行分析阐述的同时,始终不忘追源溯流和理论创新,显现出新一代学者较好的理论素养和可贵的理论探索勇气。《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书系”中的一本,以其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总括性的宏观介绍的同时,融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等诸多因素于一体,绘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全景观。正如中国社科院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所言,《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为补阙和完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史建构了一种可资参照的工作框架”,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史中的一部重要的探源性、基础性著作。

《西方文学十五讲》读后感(二):算是入门啦

参考文献

西方文学名著15讲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按照时间发展顺序简单地梳理了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学随着历史进步不断变化发展的历程,每一章都是不多不少,点到为止。虽没有深入骨髓地探讨某一种文学流派但确是完整地把握住了每一时期的大局,语言深入浅出,没有一句废话。每一章节都围绕那一时期的流派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具体作家和作品,结合着当时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和作家身世经历造就的个性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出某种流派从产生到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作品一般是介绍故事情节和内容,有的是简要提及,有的还会选择原文段落进行解构分析。这本书最多使用的手法就是比较分析法,在比较中浅析流派与流派之前的异同加强了读者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的来说不乏为一本好书,具有相当大的启蒙引导构建知识基本框架的作用,只是太入门常给人浅尝辄止的不愉快感觉。

刘大先:《现代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西方文学十五讲》读后感(三):不难看,但松松垮垮

同上,第40页。

可能是由于太喜欢那本《卡莱尔文学史演讲集》了,翻完这本书后,觉得嘴里淡出个鸟来。 罗列,基本上就是罗列,说得好听点就是西方文学的百家讲坛普及版。在文艺复兴章节中对中国的点评很难有说服力,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引用也不尽精准。结构上貌似宏大,实则选裁取巧。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

喜欢西方文学的话,认真读读卡莱尔的雄文,对比一下卡叔和何老师对文艺复兴及《神曲》的点评,没法儿看。

刘大先:《现代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第51页。

但此书于我也有用,就是把但丁的地狱画了个图,也让我了解到普希金是有黑人血统的。

同上,第55页。

《西方文学十五讲》读后感(四):西方没有一本文学理论著作不提到诺瓦利斯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诺瓦利斯是十九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奠基者,著名诗人和哲学家,“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个著名的定义就出自于他。在西方,诺瓦利斯享有崇高的声誉,对诺瓦利斯的研究经久不衰,可以说没有一本文学理论著作不提到诺瓦利斯的。歌德、席勒称他为百年难遇的奇才。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诺瓦利斯的名字却鲜为人所知,长期被列入黑名单中。

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我用勤劳的双手喜悦地抚摸,四顾张望你希望我到来的地方——赞美你光辉的完美宏阔——执着地追问你创造物中美妙的关联——我喜悦地注视着你强大光辉的时钟意蕴幽深的步伐——探究那力量的和谐和在无尽的时空中展示的奇迹的法则。但我秘密的内心里仍然忠诚地固守着夜和她的女儿,那得到的爱。”这是诺瓦利斯的代表作《夜颂》中的诗句,在这部作品中,诺瓦利斯通过对死亡与黑夜的赞美,表达了人类只有经历死亡与黑夜,才能到达永恒的境界。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压抑着我们命运的是我们精神的懒散,通过形成和扩展我们自身的活动,我们自己就会变成命运。一切似乎都朝着我们奔涌而来,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喷涌出去的缘故。”“我们梦想周游世界,这个世界难道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不能探知自己精神的深度。——神秘的道路是指向内心的。”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在诺瓦利斯看来,宗教和诗是二合一、一而二的东西。诗是神的语言。诗人是圣徒,圣徒也是诗人,承受着现世的痛苦,充满了对彼岸世界的憧憬。当今世界是一个异化了的世界,人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丧失了神性,唯有诗人捍卫着心灵的纯洁,使它免遭异化的毒害,诗人代表着人类的希望,他是人类的导师和启迪者,只有他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完美世界。

刘大先:《现代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第138页。

《西方文学十五讲》读后感(五):文学寻缘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本书是徐葆耕教授基于讲课录像整理而成,忠实于口语化的表述方式。大体上每一讲两万字左右。作为一本通识性课本,对于西方文学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思潮、作家、作品大体上都已涉猎到,无非有繁有简。这门课徐教授已在清华大学讲了20年,若把本书视为西方文学思想理论和徐教授教学实践的结晶,怕不为过吧。我想,一门课能讲20年,必然是生动活泼、回味无穷,否则的话,讲授者20年的枯燥无味该如何忍耐呢。“十五讲”之外的附录部分,徐教授还增补了他的《“属下能说话吗?”——底层文学与肖洛霍夫》一篇文学专题,细致解读了《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方文学史所具有的地位予以了重新审视。

刘大先:《现代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第143页。

徐教授有一个清晰流畅的论述逻辑——“两大源头”和“六大思潮”——来概括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其中,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艺术及文艺理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及文化理论。六大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思潮;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六种思潮相互交错、彼此渗透,各有其独到而卓绝的特色。

同上,第146-147页。

在“两大源头”和“六大思潮”之外,还着重讲解了“四座里程碑”,即集希腊神话之大成的“荷马史诗”,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4世纪初,但丁写作的《神曲》,代表着两大文学河流——基督教文学和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市井文学——激荡融汇;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和他的悲剧,展示了人的无比深邃和广阔的内心宇宙;被称为近代人《圣经》的歌德的《浮士德》。通过以上讲解,何谓正典、何谓经典,以及与何谓优秀的文学作品,该是可以区分了,心中的必读项基本算是一目了然,文学作品阅读之路尽管漫长,但也探明了适合自己的方向。

同上,第147-148页。

看似偷懒,但用以上两个鲜明观点来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内涵的确十分的顺手,且用它来凿开深刻作品坚固的外壳可能也大致不差。比如,《神曲》在我看来,是一部十分难啃的深奥的神秘的长诗,若是没有全景解读做基础,着实“云深不知处”。通过徐教授的简要讲解可以知道,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的部局是基于正统基督教思想而生。可但丁选择维吉尔这一古希腊诗人作为引路人,以及将不同的人物安排在地狱的不同层级,显现出不同于基督教思想的一面。正是这种置换作用,使他获得了中古与现代思想的承前启后之人——即承袭了“两希文化思想”,又有开创了启蒙思想——这一称号。徐教授对《神曲》还作出了宗教之爱与人间智慧相结合,天国审判与人间审判相结合,禁欲意识与升华意识相结合,赎罪意识与追求完美人性相结合,神秘主义与写实主义结合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神曲》“思想合流”的文学特点,大大地驱散了它的迷雾。带着如此优秀的“导游指南”,去但丁的地狱游历一番,应该不会撒手而还吧。此类解读书中很多,往往是一两句话,抛出几个观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就如云朵一样发出光彩。真是那句老话:“打到点子上啦。”

同上,第243页。

就总体把握和比较而言,我认为“两大源头”思想更为重要。前者是文明的开端,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即灵魂。文学即人学,没有对人物内心世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展开,文学作品内涵终显不足。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味地“批判现实”较为乏味,因为人与社会仅代表其一端。而人与自然、人与人特别是人与自己间的关系须等价齐观才更为丰满。可谓“批判现实”不如“批判心灵”更为震撼人心啊!作为后者的基督教文化,则提出另一个主题,即“原罪”思想,更进一步加深了文学的深刻性。此间分别或者说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此最为显著。关于“罪感”这一文学理念,我想可以找机会读一下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文学批评性作品《罪与文学》。

同上,第248-249页。

抛开一切的文学理论,最为敬佩的是徐教授有部“终生读本”——《安娜?卡列尼娜》。“那个时候,一个月我妈妈给我的点心钱是一块五毛钱,一天五分钱,买这本书要花四块多钱,那就是我三个月的点心钱,但是我下了决心和朋友一起买了这本书,直到现在我还在读它,带着它上课。40多年了,我不断地从这本书中获得启示,这本残破的书已经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心灵的世界有多大,文学的世界亦有多大,能在无限的文学世界中找到一本可以“读它个一生”的作品,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没有这个缘,我想也就读不到如此优秀的徐葆耕的《西方文学十五讲》了吧。

同上,第249页。

《西方文学十五讲》读后感(六):婢女?或是公主?

同上,第273页。

婢女?或是公主?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3期。

当历史为妓女时,文学便是婢女,强暴者与奴役者为政治。然后,这终究为一时之暴虐。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三):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史与学术史交叉点上的反思与建构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当为人类的心灵史、命运史、欲望史、情感史、认识史。在文化通常的五个结构上,观念的、心态的、制度的、行为方式与物质方面,文学基本涵蕴完全了,而尤其作用在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上,并对时代、民族与地域的上生成的制度与物质也有所记载。

——论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希腊神话相当生动地反映了人的七情六欲,反映了一个毫无掩饰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人的生活情态,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希腊神话。

李晓峰

荣格说:当时的人们不是创造神话而是在体验神话。神话艺术是上古时代社会、文化系统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内容摘要:《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既表现在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而最终又超越现代性理论自身的局囿所获得的新知识视野;也表现在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学科发展,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的把握和洞察,更表现在作者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交叉点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和建构。将“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相关联,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职业意识,而且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国家使命。

因此,1982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

关键词: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国家性;

“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显然,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具有中国国家“成长”的“现代性”问题,作为现代性共有的症候,它同样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然而,其“中国”的特性,是在19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性与中国至少300年这一“长时段”的历史现代性的参照与对话中所自我定位的。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绝不是一个仅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谈论的话题,或可说,只有在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史的视域中,“要有超越既有知识格局、理论框架和技术路线的胆略,还在于要有对于这个历史传承浓厚、文化多元互动的国度中文学的演进历程的深湛领悟”,才有可能接近少数民族文学,其实这正是多年来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这些难点,有如分水岭,横亘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思想体系和知识谱系、之间,因此也决定着“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不同走向。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既表现在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而最终又超越现代性理论自身的局囿所获得的新知识视野;也表现在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学科发展,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的把握和洞察,更表现在作者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交叉点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和建构。因此,将“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关联,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职业意识,而且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国家使命。

在这个定义里,将“文学”与“艺术”并置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

不过,在文化里面,“文学”因叙事命运,剖析人性,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而且作为以语言文字描绘工具,文学的受众在文化的传承中,具有不替代的普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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