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揭色男勾淫女的八招秘籍,文字即垃圾

作者:现代文学

古典文学揭色男勾淫女的八招秘籍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是一本由 米歇尔·福柯 / 罗歇·凯卢瓦 / 让·波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80,页数:4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与文学》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5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成熟男士的读者文摘 昨天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读后感(一):文学为什么成为垃圾?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一):作为评论家的奥威尔

男人好色,到底是对还是错,暂且搁置一边不论,反正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只是说说罢了,悦己者不见得就是指男人,女人之间同样存在着欣赏。单说古代好色男人是如何哄女人的,就此延伸开来,倒也妙趣横生。通过以下他们最爱做的八件事,你会发现,古代男人并非都是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呆头鹅,他们会一边吟诵着可怜飞燕倚新装,一边贼眼溜溜地动着心思,盘算如何实现名花倾国两相欢的销魂目的。

文学为什么成为垃圾?

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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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锐才

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的小说作品在国外已出版了六十多年,但在中国读者的眼里,它似乎历久而弥新,常读常新。尽管作为文学作品,这两部书都谈不上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也谈不上有多么独特的文学性。只因为奥威尔对极权的深刻认识,尤其戳破极权政治面纱的寓言方式,才成就了此两本书的国际名誉。奥威尔还由此强调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任何对自由的侵犯,哪怕打着善意的幌子,比如苏联的大清洗,都非常危险。

一、极力赞美女人,让她慢慢融化。

利奥塔在论述先锋派时曾说,从现代开始,艺术的全部重要性不再是优美,而是崇高。因此,艺术的问题不再是关于表达什么的问题,而是关注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也就是,艺术如何呈现的问题。确实,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文学已不再顾及大众品味和共通感的恒常惰性,而是关注什么是文学、文学如何呈现的问题。从这一刻开始,文学已经将自身垃圾化和边缘化。随后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垃圾化”在不同的思想家中有着不同的理论表达。而最具爆发力的,莫过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思潮。

相对于小说家身份的全球性知名度,作为随笔家的奥威尔,名望要小得多。事实上,除了小说,奥威尔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得很棒,行文极有特点,见识也是卓然一绝。

和如今的女人一样,古代女人也喜欢被人赞美,耳朵根子普遍的软如棉絮。唐代大美女杨玉环,够美了吧,白居易说她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千宠爱在一身,这还不够,她还跟唐明皇死磨硬泡,要求将李白请来为她写赞美诗。对李白来说,赞美女人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不加思考,也能把女人忽悠得如痴如醉,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你看,把杨玉环夸成仙女了,她能不高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新肯定了文学在上个世纪留下的最显赫的遗产。书中所选篇章的主力部分由六十年代诸如拉康、巴塔耶、罗兰•巴特、德勒兹、布朗肖等法国思想家对文学的思考构成。六十年代后的后解构思想家诸如南希、巴迪欧等也包含其中。

《政治与文学》一书,就是他评论方面的代表作,选自奥威尔的《随笔集》,那原是一个大部头,有五十多篇文章,译者选译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二篇作品,编辑成书,倒也错落有致。全书三十多万字,四百五十多页,相当厚实,基本展现了奥威尔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间对抗性关系的见识。这些作品是奥威尔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生活随笔、文学评论和趣味专栏等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伟大道德力量,堪称英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别说年轻女人了,就是老太太,也喜欢被男人夸。北宋时有个曹太后,是苏东坡的粉丝,据说两人关系比较暧昧。苏东坡写的《洞仙歌》,就是借助花蕊夫人来赞美曹太后: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最后一句很直白:虽然太后岁数已老,我也不会忘记你的美貌和温柔。

如果说,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对文学的讨论有一个恒定主题的话,这就是文学如何将自身垃圾化。在德勒兹那里,垃圾的文学就是小数文学,一种制度性的逃逸路线;在利奥塔那里,垃圾的文学就是在崇高中的异质性;在德里达那里,垃圾的文字等同于民主社会内在的延异机制,一种民主社会的自我免疫;在巴塔耶那里,垃圾的文学等同于耗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广义经济;而在罗兰•巴特那里,文学的垃圾等同于文学自身短暂而碎片化的快感和狂喜体验;在布朗肖那里,文学的垃圾性等同于“没有文学的文学”这种内在否定性的表达;而在南希那里,文学的垃圾化在于书写总是意义/感官的“延异”,这是南希将德里达的延异运作身体化和空间化的方式。

与正襟危坐的传统评论家不同,奥威尔决绝使用四平八稳、拒人千里的论文腔调,而是施展一种看似野路子的功夫,采用平实、明朗、简洁的写法,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卖关子,不装深刻,更不打太极拳绕圈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很自由,叙述很放松,没有半点对读者说教的意思。就像奥威尔自己说的,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使得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除了要去戳破政治谎言外,还能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到审美体验。审美体验,说白了就是,作者畅快,读者愉快,并且彼此在思想层面皆有所收获。如果得不到审美的体验,奥威尔是不会动手去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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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六十年代的对文学的垃圾性讨论能够总结为:肯定文学自身的延异。也就是说,文学的非文学化、文学的否定性、文学的内在超越、文学的剩余性等得到无限的发掘和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进一步问道,文学为什么需要将自己垃圾化?它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机?这样的垃圾化对今天有什么重要意义?

对写作的审美要求,让奥威尔在写什么、怎么写上有着独特要求,比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就更愿意关注大众读者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而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互相表扬,于是他写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评论,当时他们都还是大众喜欢的作家,离文学精英还有段距离。看得出来他对狄更斯相当熟稔,哪里好,哪里不好,甚至将他与托尔斯泰进行比较,都如数家珍。奥威尔还提倡了一种阅读和批评方式——好的坏书,指向那些没有严肃的文学派头,但在没有严肃作品可读的情况尚能阅读的作品,不关乎现实,甚至逃避现实,比如侦探、幽默等等纯粹迎合人们阅读消遣的作品。但奥威尔的态度复杂,不想一棍子打倒,但兴趣显然有不大,誉之为好的坏书,倒也妥当。

二、爱扮酷,同时不忘善解人意。

文学的垃圾化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学的虚无主义危机的回应。因此文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无神论的背景下,文学如何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在这个问题上,各个思想家有着不同的强调。例如,南希强调文学的身体性和世界性;德里达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这些思想家的思考方式仍旧遵循着启蒙以来的世俗性思潮进行。尽管南希、巴迪欧、德里达、齐泽克等已被标上了“后世俗主义”的标签,试图颠覆世俗/超越的二分,但这种“准超越性”仍是一种内在性的无限超越,一种更为激进的无神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垃圾化是说:它试图在文学自身的延异中找出一种内在超越性,从而在一种行动和过程中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奥威尔写了不少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探讨文学与语言、政治与文学、极权统治与文学的联系等等话题。就像本书序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奥威尔每周都在抨击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这么执著于此的目的,当然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期望通过他的文字,唤醒读者此方面的意识,一边将读者武装起来,让他们有能力说出真相、感受真相。此种写作理想,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政治启蒙。书中有《文学的阻碍》、《我为什么写作》等几篇文章对此论述极为深刻。

在古代女人的眼睛里,最酷的男人,莫过于喝醉了酒,在夕阳的伴随下,慢慢地远去,走的是那么的义无反顾,头也不会,连最后的笑容也不愿施舍,留下的只是那斜阳余辉映衬远远离去的熟悉背影。

因此,在我们这个平庸的时代,文学的垃圾化打开了一种可能性。首先,六十年代的法国思想已经日益被英美学术和欧洲后解构学术肤浅的政治性所征用而失去了批判锋芒。这也是我们现时代要面对文学全面萎缩的困境。“先锋”一词在今天已经日益变成了一种可怕而浅陋的标签。所以,重新呼唤文学的垃圾化能进一步撕破时代的苍白和造作,激活内心的火焰、激情和神圣。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提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就很难评价他的写作动机”,这话的启示在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会决定一个写作的动机,而动机又决定一个写作者的层次和水准,甚至社会和文学价值。《文学的阻碍》一文,是奥威尔谈论文学与极权关系极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极权制度与其说会造就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如说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极权的社会不可能有宽容和思想稳定,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所以文学和作家们天然的敌人和阻碍,根本上就是极权政治。极权消灭的是思想自由,没有自由,文学也就消失了。

因此,古代男人扮酷,一般离不开酒和以夕阳为代表的苍凉的环境渲染,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简直酷毕了。当然,喝酒扮酷的同时,还要显得温情脉脉,比如柳永就是个中高手: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女人看到男人这个样子,差不多心就碎了。

在重新呼唤文学垃圾化的同时,我们需要将这种垃圾化的极限推到极致。它不但是一种与西方世俗社会合谋的、政治正确的“准超越”,而是一种彻底的超越,彻底地垃圾化和边缘化。因此,文学的垃圾化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程和探索。而这本书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同时,他也提到了,有不少的作家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从统治利益中分得一点好处,而加入极权统治的阵营。这些60年前的言论,虽历经岁月的打磨,并未失掉思想的光芒,对写作者的独立姿态依旧有着警示作用。如果说当年的作家主要焦虑于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那今天的作家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敌人——商业化,二者在今天有着相类似的内在逻辑。

古典文学揭色男勾淫女的八招秘籍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读后感(二):篇章述评

沉重的主题并不能掩盖奥威尔的幽默——只要他乐意小试身手。书中有一部分关于奥威尔个人生活的内容就较为轻松,比如,奥威尔就毫不隐晦,他在旧书店干过店员工作,见识了不少喜欢订书却很少购买的怪咖。他也不忘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买书和买烟的比例关系,甚至对机械式的书评人也开起了玩笑,就像一个加工者,来了活儿就接,干完了送走,像极了在家做做加工定做服务的行当,憔悴,不爽,却又无奈。不过,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也是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三、装诚实,博取可怜。

文字涂抹地

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11期

常说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古代男人在这上面早就有所把握了。一般来说,人们的道德标准总是充满了灵活性,只要无关气节和基本道义,就无伤大雅,古代男人在女人面前会时常灵活一回。比如,贾宝玉写诗的时候,喜欢故意出错,好让林黛玉从中挑出毛病来。南宋时有个穷秀才追求富家千金,杀了人家三只看门狗,然后上门负荆请罪,最终获得谅解,抱得美人归。可见,让女人感觉到你是个诚实的人,她的心中会狂喜不已。

雅克·拉康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二):奥威尔:怀疑一切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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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充满文字游戏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理解作者用意的入口:文明即是下水道。这里无疑指的是城市文明,数千年来下水道对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句话单独看起来似乎只是陈述着历史事实,然而在具体的语境中却引出了本文最重要的阐释对象——文字,或者说是化为垃圾的文字。如果再注意到作者的另一个论断:语言是言说之人的栖居之处,那么这篇晦涩难解的文章的叙述逻辑或可浮上水面。

摘自《河北青年报》 徐 贲

四、不信誓旦旦,做好眼前事。

重新整理的逻辑涉及一组同构关系:城市-垃圾和言说之人-文字之间的同构。正如城市的运转需要消耗原料并产出垃圾,言说之人则依赖着语言所造的幻想并不断经历文字之垃圾化。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历史上流传的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等等承诺,其实都是文学的加工罢了。慢说现在的女人不怎么相信男人的誓言,就是古代女人也大多在内心深处表示怀疑,否则《唐律》就不会出现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之规定了。

言说之人的无意识试图凭借语言来摆脱沉默,人的欲求和关系正是无意识的翻译和对象化之产物。语言使得这些欲求和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幻想:特定的欲求和关系只是对无意识结构的无数种翻译方式之一。一种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在揭示无意识结构的同时,也关心这些幻想是否同言说之人达至协调。然而不论目的为何,唯一可供考察的仍然只有语言,无意识本身总是沉默的。作为语言之原子的文字,既是建构幻想的原料,也因为幻想和人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面临化为垃圾的风险。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除了那些比较酸腐的文人之外,大多数古代男人在追求美女的时候,甜言蜜语是有的,主要是为了消除她摇摆不定的疑虑情绪,因为女人生来就被教导成那样子的。一旦娶了回家,该纳妾还是照样纳,该逛窑子还是照样逛。

如果同意这些为语言所建造的欲求和关系就是言说之人的全部,那么言说之人也就全然可以被语言表达,或者说他的本质就表现在语言之中。作者反复提到日语的例子——这种语言中头尾词的高度复杂使得言说之主体不再被定位在某个代词上,而是扩展到整个句子,于是主体似乎消失在了语句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外皮。事实上,作者如果了解印第安人的语言,或许会觉得更加贴切——据说某些印第安部族每句话永远只有一个词,因为在这个词上可以不断地添加词头和词尾,最后再也分不出言说者居于何处。

失职的知识分子

五、对女人裙裾表示关注。

将言说之主体化为空无的巨大外皮,目的在于否定任何欲求或关系——语言构建之幻想——与言说之人有必然的连接。幻想必须得到审视,某些时刻的协调一致或许会变成另一些时刻的内在冲突。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引入城市为喻的意义:城市需要下水道来容纳和排出垃圾,而精神分析者就是语言的污水工人,对于那些垃圾化的文字——不再能同言说之人相容的幻想,精神分析指明了一条心智上的下水道,提供了一个觉察和排放的可能。

对于生活在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设想极权下的受害者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们把自己在英国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论当做一件像呼吸空气那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奥威尔说,英国作家简直就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们之所以如此满不在乎地说起像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因为那样可怕、那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与他们的经验根本就是完全脱离的。

读古典文学名着,不得不佩服一干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致。他们经常会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具体叙述女人的着装。比如武松初见潘金莲,石秀初见潘巧云等等,都有详细的服饰描写,且铺成奢靡,辞藻华丽,不遗余力。如此安排,足以说明古代男人有关注女人着装的普遍习惯。

逃逸的文学

诗人奥登在诗作《西班牙》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

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生来就爱美,为了让自己更具吸引力,她们会在着装上下大工夫。而这点小心思,被男人完全彻底给掌握了。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远。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如此一关注,女人自然感觉自己的一番打扮没有白费,不芳心可可也难。

吉尔·德勒兹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群体。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赖,以文明礼仪的名义小心翼翼地避免内部批评,根本无法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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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讲稿中,作者对法国文学进行了丝毫不留情的嘲讽与批判——作家们无可救药地陷入到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固有结构中,作品当中充斥着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陈词滥调。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大家都觉得,诗歌只是印在纸面上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的东西,这就使得诗歌更深奥莫测,‘耍聪明’”。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

六、展示才华,赢得女人爱慕。

根本的问题在于自我的缺失。层出不穷的是逃跑者与骗子,前者恐惧现实,后者把原有结构中的诠释和占领粉饰为叛逆。阐释是一个魔鬼,它试图将任何新鲜事物吸收进原有结构中,假装世界在膨胀——事实上从头至尾存在的,只是谎言和自欺对能指结构耍的可怜把戏而已。

假如俄国也有甘地

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俗气,因为现在的不少年轻人也会玩这一套把戏。比如,女朋友来家做客,他会在书柜里放些传记、历史、哲学以及纯文学类书籍,以显示自己不是低级趣味的人。

认同与距离是两大精神疾患,一个渴望关怀婴儿的母亲,一个渴望冷漠专业的医生。自我无法照顾好自己,它担心自己会在床上冻死,所以时刻渴求有人帮忙盖被子。自我无法进行感受与碰撞,对它遇到的东西,它只会忙着在腐朽残败的旧字典中对号入座。认同本身就是最大的阻碍,事实上并没有自我之间的认同,有的只是结构中不同部分的相互确认——一种观念借助两个人的头脑上演一场自恋狂的独角戏。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古代男人在这方面似乎更胜一筹,司马相如到卓文君做客,又是作诗,又是弹琴,忙的不亦乐乎,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躲在屏风后偷窥的美女了解自己是多么的才华横溢。历史上流传下来那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莫不是才子臭显摆引起的。

自我之间的交集在于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地带,即一种抛弃原有结构的开放,拥抱最恨和最爱之间的所有可能性。

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的相似”。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甘地要用忍耐“唤醒世界”,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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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暗藏巨大的风险。寻找自我的同类是一个浪漫的胡说八道,最后获胜的只有结构,它又多了一个头脑作容器——或者说是一套咒语依靠无性生殖来滋生蔓延。一个人不抛弃“认同”这个思想瘟疫,就无法真正运用理性,也无法真正运用感觉,也就无法去爱。

关注语言的退化

七、写情书,这是古代男人的最爱。

最后作者同时指出了两个要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路,做到这一点有时很难。

奥威尔关注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而且“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语言的退化,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它用“毫无生气的、鹦鹉学舌的风格来表达……缺少一种鲜活的、生动的、独创的语言风格”。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喷射出的墨汁……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政治与英语》)

写情书,需要简洁富于机智,还要显得深情款款,既能显才,还能表达爱意,这样女人会对男人的渴望不断升温。古代男人的情书,多以情诗的形式出现,他们乐此不疲,有些人终身都在写,满头华发了,还在那相思情未了。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读后感(三):篇目梗概和简评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

ldquo;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写的;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这是李白写的;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张籍写的;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这是张先写的。中国古代男人写的情诗太多了,浩如烟海!

文学与语言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三):另外两本书与本书的重复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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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有6篇:

八、实质性的约会。

在语言内部有一个型构,一个空间,这就是文学作品。文学位于语言和作品之间,三者构成一个三角形,而文学「居于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第三项」。经由文学得以将某些文本称之为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它使得语言内部的这个型构,这个空间成为可能。

狄更斯;吉卜林;马克吐温;为沃德豪斯辩;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甘地。

前面的事情基本都是铺垫,能够把女人约出家门,才是最终的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是多么美妙的期待啊!古代男人只要完成了这一步,其人生注定会出现一幕艳丽的情缘,演绎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若非忍把千金酬一笑?毕竟相思,不似相逢好,也一定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了。

但是这个第三项之所以成其为第三项,就是因为它无法被化约为其他。当人们谈论文本,谈论语词的组合,而自认为在谈论文学的本质时,无疑犯了一个错误。文学不是语言或作品,此处存在的是它同它们的距离问题,而非后两者内部的一种分析。

我为什么要写作 有5篇: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等同于文学,但每一部作品都相关于文学的本质。然而,没有哪一个词语自身是「文学的」,作品本身不能途经词语——这是它形式上的全部——而抵达文学。于是这里出现了僭越,即文学唯一的显现方式,文学的拟像,违背了、篡改了文学。19世纪以来文学的转向,历史承继关系的破坏,揭示的便是这个。当作家意识到关于文学只能以说「否」的方式说「是」,当他们唯有制造文学的碎片才能涉足文学连续性的河流,僭越就发生了。

书店回忆;好的蹩脚作品;一个书评家的自白;政治与英语;我为什么要写作。

在僭越使得文学碎片化的同时,另一种趋势,即死亡的趋势,维持着文学的连续。尽管没有一部作品是完备的文学,但它们构成了文学的陈迹,构成一座图书馆。在这特定的语言死亡的时刻——作品之语词的死亡时刻,人们收到了文学发出的强烈暗示。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四):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文化评论——读《政治与文学》

语词被置于中心位置,也就是把写作置于中心位置。但这时候的写作不再是内容与修辞二元并立的写作,修辞消失了,全部的问题成为语言的问题,而语言就是作品自身的形式。于是作品和文学的相遇,变成了作品和镜中空间的相遇,也就是和拟像的相遇。

摘自《文艺报》 作者:徐 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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