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传,周恩来传

作者:现代文学

暴君还是明主

一位前苹果员工给我们讲了他刚入职时,见到乔布斯第一面时的情形。在苹果总部,新入职的员工通常会有为期一周的入职培训,他入职时也不例外。一周里安排的都是让新员工尽快熟悉公司运作、掌握必备技能的讲座、课程。培训即将结束时,他发现,乔布斯特意安排了一个与新员工见面,接受新员工提问的环节。

作为一个新员工,能在入职第一周就有机会见到乔布斯并向他提问,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在会议室里,乔布斯穿着著名的牛仔裤和「龟脖衫」,高高坐在台上等着新员工提问,那架势,活像一个在驻跸的庄园接受外国使臣觐见的国王。

可新员工们热情的提问,到了乔布斯那里,换回的常常只是冷冰冰的几个字。对大家的问题,乔布斯的回答总是既简短又粗暴,觉得问题不好或不想回答时,乔布斯在台上就干脆地说:「下一个!」搞得提问的新员工站在会议室里满脸涨红,不知所措。有一位新员工问乔布斯:「您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乔布斯不耐烦地丢回来一句:「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傻的了。」就把头扭向了一边。提问题的员工委屈得就差直接哭出来了。

参加过这样的新员工培训,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乔布斯和那些历史上大权在握、说一不二、粗暴傲慢的暴君还真有几分神似。

根据一位前苹果高管的回忆,乔布斯经常在公司内部的项目讨论会上大发雷霆,一点儿都不顾及对方的颜面。有一次,一位加入苹果才4个月的产品经理被调入一个新的产品团队。这个产品本身有不少设计和质量问题。之所以把他调进团队,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个倒霉的产品经理刚加入团队,就在第一次项目讨论会上遭遇了乔布斯的「雷霆风暴」。看到产品中存在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乔布斯可不管你是不是初来乍到,他直接冲着倒霉的产品经理一通咆哮,怒火烧到顶点时,乔布斯激动地挥舞着手臂,用手指敲打着产品经理的脑袋。可怜的产品经理就这样无比委屈地当了一回乔布斯的「出气筒」。

乔帮主这种「咆哮式」的管理其实在苹果公司早期就尽人皆知了。要是当年有微博和「咆哮体」,那乔帮主一定是写「咆哮体」写得最好的一个。

Macintosh设计初期,有一次乔布斯通知负责用户界面设计的柯戴尔·瑞茨拉夫,自己要亲自跑过来看一看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案。瑞茨拉夫和设计组的成员坐在会议室里,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乔布斯对当前的设计是否满意。但大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乔布斯竟然一走进会议室就开始大吼大叫起来。

「你们这群业余的废物!」乔布斯大声吼道,显然来之前已经看过了设计方案,「你们都是设计Mac OS的人,对吗?」

包括瑞茨拉夫在内的设计团队怯懦地点着头。

「呵呵,还真是你们呀!」乔布斯的音调越来越高,「你们真是一群饭桶!现在的窗口样式和操作都太复杂了,要打开一个窗口,居然有8种不同的方式!你们脑子进水了呀!」

乔布斯一口气讲了足足20分钟。瑞茨拉夫和他的设计小组成员们坐在下面腿脚打颤。除了瑞茨拉夫,所有人都在怀疑,乔布斯是不是要解雇掉整个设计团队。瑞茨拉夫本人反倒丝毫不担心,因为他知道,根据以往的经验,乔布斯越是火气大,越是把情况说得严重,其真实用意往往是要提醒、敲打整个团队,而不是把整个团队解散了事。「我想他不会开除我们,」瑞茨拉夫说,「因为如果他想那样做的话,早就做了。」

1997年回归苹果的时候,因为大规模裁员砍项目,乔布斯的暴君风格被发挥到了极致。那个时候,说不定哪天,某个项目组就会突然被解散,平时在一起办公的同事会突然走过来向你告别。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苹果内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家流传着一个听来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不止一个倒霉蛋在公司办公楼里坐电梯时,电梯门突然打开,一道寒光闪过,乔布斯的高大身形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倒霉蛋面前。电梯门在寒光中缓缓合拢。整个电梯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倒霉的员工心跳加速的声音。

这时,倒霉蛋听见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项目工作?」

无论倒霉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何磕磕绊绊,乔布斯都会继续追问:「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对公司有什么价值?未来有什么计划?」

几乎没有人可以在让人窒息的电梯间里,在乔帮主威严气场的笼罩下,顺利回答上面这几个问题。而一旦员工的回答让乔布斯不满意,员工在电梯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一定是:「好吧,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乔布斯的「电梯裁员」神话在苹果内部广为流传,以至于1997年下半年,许多员工宁愿走楼梯也不愿进到狭窄的电梯间里「自投罗网」。

现在看来,「电梯裁员」的神话多少有夸张、捏造的成分。据当时乔布斯身边的一位秘书透露,乔布斯的确有过当场诘问后立即将员工炒鱿鱼的例子,但没有一件是发生在电梯里。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事情即便不是发生在电梯间,也足够让人头皮发麻的了。

虽然管理方式粗暴,但一些曾和乔布斯共事的人宁愿把乔布斯的暴君行径看做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一种性格缺陷。前苹果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拉里·特斯勒说:「乔布斯是在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管理员工。1985年,乔布斯被迫离开苹果的时候,公司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复杂感受。那时,几乎每个人之前都在工作中受过乔布斯的恫吓或威胁,『暴君』的离开让他们多少有了种解脱的感觉。但他们每个人同时又非常尊重乔布斯,大家都担心,如果没有了这位『暴君』,没有了他的独特魅力,公司将走向何方。」

2000年,苹果公司遭遇了1998年来的首次亏损,销售暂时陷入低谷。在苹果公司总部的会议室里,一年一度的销售会议聚集了来自苹果总部和各分公司近200名销售代表。愤怒的乔帮主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

讲话中,乔布斯不止一次地警告大家:「我们的销售业绩太糟糕了,你们这些销售都是一群笨蛋,我恨不得炒掉你们整个团队!」

乔布斯点名让一名女销售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她说:「你,对,说的就是你,你的业绩一点儿都不好。」

没想到,这名女销售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孩子,她竟不顾乔布斯正怒火中烧,大胆地高声与乔布斯争辩,说自己的工作十分尽责,销售业绩不好并不能怪在自己身上。

乔布斯没等听完她的辩解,就不耐烦地挥手让她坐下,也没有因此而炒她的鱿鱼。很显然,当时的乔布斯是想通过对这名女销售的震慑,让所有销售人员对他心存畏惧,以达到自己整饬团队的目的。无论这种手段是否有效,乔布斯的暴君形象都不可避免地与他的管理风格联系在了一起。

《连线》杂志在2003年召集了一次有1300余位前苹果员工参加的聚会。尽管乔布斯没来,但他仍是聚会上的核心话题。一个参会者回忆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有关乔布斯是个浑蛋(Asshole)的故事。」这个说法尽管有些夸张,但也的确说明,乔布斯暴戾的管理风格给许多苹果员工留下了太深的阴影。

当大多数公众把乔布斯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打上「暴君」和「暴政」的标签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苹果员工的离职率实际上非常低,即便是在苹果最困难的时期,单纯因为不喜欢乔布斯的管理风格而主动辞职的人也不是很多。在一个暴君的暴政之下,大多数人都努力工作且乐此不疲,乔布斯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这个问题,最准确的答案是,乔布斯既是暴君,又不是暴君。两种近乎相反的作风在他身上神奇地共存。在很多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待人处事的方式,又完完全全是个聪明、大气、气度宽广的管理者。

苹果前主任工程师,盛大多媒体创新院院长陆坚亲自动笔,为我们写下了这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99年时我在苹果交互多媒体部担任资深研究员。像硅谷的很多公司一样,苹果对于员工的职业发明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奖金分成两次发,在专利申请提交到专利局时发一次,待专利被批准颁发时再发一次。那时苹果内部每半年举行一次专利奖励招待会,半年之内有提交新的专利申请的或有新颁发的专利的员工都会被邀请参加这个招待会。1999年下半年的专利奖励招待会在11月18日举行,我因为有一个新颁发的专利而被邀请参加。

所谓的专利奖励招待会其实挺简单,由公司的法律部主持,先是苹果的总律师总结回顾一下公司专利申请的现状,说一段感谢话,然后是念发明人的名字和发奖。招待会上有红酒、芝士和简单的茶点。那天我去晚了,在一个叫「车库」(Garage)的大会议室里面坐在最后。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人坐在我身边,我一看是乔布斯。当时名义上他还是苹果的iCEO(interim CEO,即临时CEO),而公司也还在寻找永久的CEO。不过大家都知道苹果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取代这位iCEO的人。

起初我和身边的iCEO只是相互地「Hi」了一下,没有更多寒暄。后来我上台领了专利证书回来,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苹果为每一个专利发明人订制一个特别的专利证书,它是一块精致的木匾,上面镶有一块金属薄板,镌刻着专利文档的摘要和插图。乔布斯看到我领回来了专利证书,就说要瞧一瞧。看着精美的木匾,他像是在产品发布会上那样连说了几次「真漂亮」。然后他问我是哪个部门的,做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QuickTime团队的,那个新专利是关于QuickTime视频压缩技术的。他饶有兴趣地又问了几个技术问题。后来他问那是我的第几个专利,我说是第一个。他扬起头,停顿了片刻后轻轻地说:「我现在还记得拿到第一个专利时的感觉。」

专利奖励招待会结束时我问乔布斯能不能一起照一张相,他欣然同意,于是我有了这一张珍贵难忘的照片。

很多人看到这张照片,以为是乔布斯在给我发奖,其实那天坐在我身边的他和我一样是作为一个专利发明人参加招待会的。还有人看了这张照片问,是不是苹果员工都穿黑色套头衫?乔布斯爱穿黑色套头衫是大家熟知的,而我那天也穿了一件黑色套头衫则是纯属巧合。那是我们QuickTime团队发的队服,它不是全黑的,上面还有一个QuickTime徽标,但刚好被我手中拿的专利匾挡住了。

我和乔布斯这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感到他是平易近人的,至少在那时是这样的。

陆坚
2011年6月19日

不仅仅是对苹果总部的工程师和研究员,即便是对苹果专卖店的底层员工,乔布斯也会表现出和善的一面。此前提到过的苹果专卖店的员工伊恩·麦多克斯有一次在接待一位顾客时,让对方非常满意。那位顾客后来居然给乔布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扬了麦多克斯的服务。乔布斯当即给麦多克斯发了一封邮件,同时抄送那位顾客。邮件的全文只有短短一句话:「好样的。」整封邮件全是小写字母,没有标点符号,没有签名。麦多克斯说:「这就足够了。」

而且,在不同人的记忆和评价里,乔布斯管理风格中的「暴君」成分也大不相同。

微软创始人保罗·艾伦认为,乔布斯很多时候发火,可能是在「做戏」,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或效果。

苹果「i」系列产品命名法的发明人肯·西格尔则说:「乔布斯同时拥有品位、气质和不妥协的气质。他几乎不去吓唬员工。作为管理者,他既不刻板也不缺乏魅力。大多数时候,他是个迷人而有趣的家伙,这是人人都想追随他的理由。当然,他有时也会情绪失控。乔布斯发火时,有几次我也在场。但那不是针对我的。如果某项工作停滞不前,他会发疯。如果你在过去两周里毫无进展,千万别让他知道。」

皮克斯一位前员工说:「乔布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凶悍老板,与真正的暴君不同之处是,他非常信任我们。当我们让他失望时,他确实会非常愤怒。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惹恼他,这不是因为我们怕他,而是我们怕让他失望,让他觉得对我们的信任是不值得的。」

苹果中国的一位员工也对笔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公司里,大家的确对乔布斯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但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他。我觉得,是因为乔布斯对工作太挑剔、太苛刻、太完美主义,大家害怕自己没有做好惹他生气。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大家对那些没有把握做好的事,宁愿选择不去做,省得被乔布斯指责。」

一位苹果前副总裁说:「乔布斯好像拥有一种能力,他可以准确地发现那些最最让他不舒服的事情,然后对其提出严厉的批评。这种能力可以让一个人在一瞬间不知所措。比如有一次在产品展示时,乔布斯直接对我说:『嗯,这东西的技术非常好,但产品设计糟糕透了,真是一团垃圾。』这种直截了当的严厉批评总是会让你不舒服,但却可以有效地提醒和敦促被批评者改进,是乔布斯常用的一种管理方式。」

一位苹果公司的前董事则对笔者说:「也许是因为乔布斯家庭的原因,乔布斯性格孤僻,但同时又很有感染力。聊天时,乔布斯不会跟你说多余的废话,他只是在讲他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时,才会显得魅力十足、滔滔不绝。在公司管理中,乔布斯经常体现出随意、不羁的行事风格。例如,当年乔布斯和我们一起开董事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突然跟大家说:『走,我带你们去皮克斯看一个10分钟的短片!』说完,就一定要拉着大家,开车从硅谷赶到旧金山北面的皮克斯,就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皮克斯的作品。」

苹果前副总裁杰伊·艾略特讲述了另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年,一个与磁盘驱动器有关的项目陷入了僵局,许多人觉得应该取消这个项目。乔布斯为此召集了一个会议,相关工程师和市场、销售人员都到齐了。

就在所有人就是否取消这个项目争论不休的时候,乔布斯突然转过头对艾略特说:「杰伊,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

艾略特说:「好,我们两个到外面走走怎样?」

会议暂停。乔布斯和艾略特走出会场,边走边聊。

艾略特说:「史蒂夫,你应该砍掉这个项目。这完全是在无谓地浪费金钱。我可以承诺,我会妥善安置项目中的所有员工。」

两人回到了会场,乔布斯坐下说:「好,杰伊打算砍掉项目。同时他也承诺会妥善安置项目中的所有员工,没有人会因此失业。」

在这次项目变动中,艾略特觉得,乔布斯对自己充满了信任。他并不像是外界传言的那个独断专行的暴君,倒是更像个从谏如流的明主。

有不少人真正理解甚至有些欣赏乔布斯这种既是暴君又是明主的二元性。乔布斯曾经的「仇人」,当年接替乔布斯管理Macintosh团队的法国人让-路易·卡西后来是这样评价乔布斯的管理风格的:

「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不能造就伟大的产品──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暴君。」

乔布斯自己则解释说:「CEO重要的职责就是去哄、去祈求、去威胁你的员工,让他们尽一切的努力达到公司的目标。我要让他们看到公司的目标比他们想象的更宏伟、更有价值,这样他们才会付出一切去达到这些目标。当他们尽了力,但是还不够好,我会告诉他们: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回去吧,做得更好时再回来。」

乔布斯身边的许多员工也都能原谅他的暴戾,或者,至少是忍受他的脾气。杰伊·艾略特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乔布斯是一个懂产品的暴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布他心目中最好的产品。」

乔布斯自己并非不懂得这一点。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艾略特说:「我知道大家都抱怨我。但终有一天,当他们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会把它视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只是现在不知道罢了。」

「史蒂夫,」艾略特激动地说,「别低估你的员工,他们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们喜欢这段经历!」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刘墨林与苏舜卿虽相爱却不能成亲,他只有求雍正皇上给苏舜卿脱去贱籍。他并不怕皇上怪罪,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哪知皇上听了却一声不响地陷入了沉思,刘墨林惊呆了。他悄悄地瞧瞧皇上的脸色,更是让人琢磨不透,皇上他,他这是怎么了?

  刘墨林哪里知道,就因为他刚才一句“脱去贱籍”的话,触动了皇上久藏在心底的一段隐秘,一番隐痛。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可雍正皇上却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怎么也摆不脱它的纠缠……

  这件事发生在康熙四十三年。老皇上康熙为了让皇子们学习政务,派四皇子胤祯出京考察,胤祯去的是桐城至淮安一带。这里是黄淮交界之地,涛涛黄水,像一条不服管教的长龙,年年滚动,也年年决口,历代皇帝对它都几乎是束手无策。康熙派四皇子到这里,要他实地考察一下黄淮交汇地带的水情、民情、吏治、风俗,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恰恰那一年黄淮决口,大水肆虐,淹没了良田村庄,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四爷的这趟差使就更显得重要了。

  皇子出京办差,视察黄淮,而且这位四爷还带来了皇上的旨意,带来了朝廷的赈济。地方官吏们可就盯上了四爷,或者说是盯上了四爷手里掌握的那些银子了。于是,当地的官员们纷纷前来,哭穷叫苦的,请安问候的,奉承巴结的,馈赠土产的……什么样的手段都拿出来了。目的只有一个,想多要点钱呗!

  这一天四爷来到了淮安县城,这里早已被大水围困。只见滔滔洪水,滚滚而来,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也看不见哪是出路。四爷当机立断,一面命县令紧急动员百姓护城,一面组织老人孩子们登上高处暂避。县令说,四爷,这城是万难保全了,我这里备下了一只船,不如请您立刻上船,咱们一起逃命去吧。胤祯火了,说你身为一县父母官,危难之时怎么能只想自己的身家性命?要逃得和百姓一块逃,丢下百姓不管,我请出王命旗来斩了你!说完他就带着家人高福,到城上察看水情去了。四爷登上城头时,天已是正午时分,只见云层厚重,黑得如同锅底一样的天上,吊着墨线似的龙尾,忽明忽暗,奔跑摇摆。紫色的,金色的火球,一上一下地炸开。雷声一阵紧似一阵,把好端端的城楼震得直打颤。黄水已经漫卷了大堤,五尺多高的浪头轰鸣着,叫嚣着,排山倒海般地向城头奔来。城里的百姓全都慌乱地四散奔跑着,他们只顾逃命,哪还顾得了救城?跟着四爷来的奴才高福,见事情不妙,拉起胤祯就跑,一边大声说着:“主子,不好了,大水就要漫城了,赶快回去上船!”

  他们刚从城上下来,就听“轰隆”一声,城墙被滚滚而至的黄水冲决了一条大口子。一时间,这里就变成了天地难分的一片汪洋。水势汹涌,浊浪滔天,房倒屋塌的轰鸣,哭爹叫娘的喊声,组成了一片惊心动魄的惨景。他们跌跌撞撞地赶回县衙,想找那位县令商量办法,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位在四爷面前曾经信誓旦旦,说要与县城百姓和皇子共存亡的县令,在四爷刚一转脸的瞬间,就丢下全城百姓和这位王子不顾,急急忙忙地向船上装载自己搜刮来的金银珠宝。一见黄水破城,他就登上大船,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弃城而逃了!

  多亏高福急中生智,找来了一口大水缸,把四皇子抱进缸内,他自己却扒着缸沿,顺流而下,卷进了无情的洪水……胤祯坐在缸里,开始时,头脑还算清醒。眼见得几万百姓被卷进波涛,他又是心疼,又是气愤,想着一旦逃脱苦难,非要把这个黑心的县令凌迟处死不可。可是,漂着漂着,他就在又冷又饿又惊又气之中失去了知觉……

  当他第一次醒来时,好像是睡在一个铺着干草的小床上,旁边似乎有个细弱的声音在说话:“好了,好了,这人终于醒过来了……快,取姜汤来!”

  胤祯被人扶起身来,灌了几口姜汤,便又进入了昏迷状态。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他再次清醒过来时已是夜晚。房子里点着一盏油灯,一个老汉蹲在桌边不声不响地抽烟,一位妙龄女子,布衣粗衫,身材苗条,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在喂他。高福在外边听到四爷醒来,三步并作两步抢了进来,趴在地上向那位老者叩头:“多谢您了,老伯,不是遇上您,我们王……我们爷就没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像捣蒜样地磕着头,却不敢说出四爷的真实身份。胤祯强自挣扎着坐了起来说:“者伯,我叫王孙龙,是北京人。多谢您的搭救,请问老人家贵姓?”

  “咳,我们这个家,还怎么敢称这个‘贵’字呀?我们姓黑,是乐户家籍。唉,祖上造罪儿孙赎,积德也是为自己。救了你的是老汉的大女儿小福,这里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禄。小福借米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说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走出去了。

  爹爹一走,小禄拿出一个窝头来递给胤祯:“公子,你将就着吃点吧。这里四周全是水,既没菜,也没盐,姐姐出去半天了,还没回来,米能是哪么好借的?我爹刚才说的话,您听听也就是了,不必往心里去。常言说,救人一命,还胜造七级浮屠呢,哪至于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了?”

  胤祯看看小禄,昏暗的油灯下看不太清。只见她容貌虽然说不上绝色,却也透着甜净俏丽,尤其是说话爽朗,口齿伶俐,没有小户人家女孩子的羞怯。便问她:“你们救了我,是件积德的事,我自然是感激不尽,这又有什么好怕的?”

  小禄回身进去端出了一碗野菜汤来,一边招呼这主仆二人吃着,一边说:“唉,这都是前世造下的孽呀!我们这个家,祖上曾是前明世家,永乐靖难之前,祖上还在朝做官。可是,永乐皇帝灭了建文帝后,说我们是建文皇帝的死党,不管你原来姓的什么,全都改姓了‘黑’,而且全都划成了‘贱民’,入了‘贱籍’。从那时到现在,三百多年了,全族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得从事贱业,当戏子,当吹鼓手,当媒婆、稳婆……,而不准种地务工做买卖。这三百年里,族里一共出了九十四个节妇和两个烈女。光是去年就死了两个,一个是还没成婚丈夫就先死了,这个女孩也投水自尽;另一个是父母双亡,自己又受人拐骗,却宁死不从上吊投环而死。前任的太守听说了这件事,说难得有这样的贱籍,立志从善而不甘堕落;只可惜这节妇孝女还不够一百。那太守说,只要是凑足了这个数,他就要上表请求皇上为全族脱籍。所以族里订下了规矩,全族的人都不准在这上头出事……咳,我说这些干什么?”她突然脸一红,不再往下说了。胤祯说:“这不是你自己要说的嘛!”小禄看了胤祯一眼,就飞跑着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转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瓢米,还抓着一把盐,看也不看躺在床上的胤祯,就竟自坐下吃她的窝头。胤祯笑着说:“姑娘,你别生气,我刚才是和你说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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