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还是苦行僧,居里夫人传

作者:现代文学

《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写道:“1949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在北京的故宫前面,他站立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千百万张笑脸朝着新朝代建筑师——人民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周恩来欢呼。”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第二天,他在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他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在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译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计,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二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从1947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的战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应在黄河东西两段同时准备充分的船只及其他必要事项,以便随时可以从东面或西面采取渡河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位于长江北、黄河南的蒋军顾祝同系统,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州、汉口,或打汴梁、徐州,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南下,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内容是:“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1947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战绩。他指出:一年中,歼敌112万,国民党军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大约1/3。1947年3月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弩末,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方都转入了反攻。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最上也将超过敌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外线作战。这年8月,在他亲自领导下写出了战争第一年的总结,为制定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9月28日,他在陕北葭县(今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了战争在新的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总参谋部写出了战争第二年的总结,作为决定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的依据。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对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兵团支援东北一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此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同电并告林彪、罗荣桓等,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长期以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秘密联系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争取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邹发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6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要将其妻子子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洽办。17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转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2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12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得淮海战役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备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他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周恩来批准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代表们6月23日在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围攻和殴打,暴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从“一二·一”到“六·二三”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9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学生运动中望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发生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这个指示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指示提出应当“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撤出约几百人,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筹进,完成大业。
  这以后,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西柏坡住,就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为了起草好《共同纲领》,6月下旬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左右,亲自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备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局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我们的经济政策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棠。30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开始了他26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嬉皮士还是苦行僧

在一次次死亡通牒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妙悟禅机,笑对生死的乔帮主。但如果一直回溯到40年前,从青年时代起,那个洒脱任性、不拘一格的乔布斯就被深深打上了嬉皮士的烙印。

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可以一边吸毒听摇滚,一边在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禅机心语里流连忘返?一个经常对员工咆哮怒吼,动辄威胁媒体记者的CEO怎么会在创业时让一位禅师担当员工的精神导师?一个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屡屡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盖世奇才为什么会说出「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共处一下午的机会」这样的人生感悟?

乔布斯身上,到底是叛逆者的成分更多些,还是修道者的成分更多些?

禅宗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也许,无论是嬉皮士还是苦行僧,在明心见性的禅宗看来,本没有任何分别。

只要发自本性,自然可以「来去自由,通用无滞」。

如果乔布斯不是性情中人,这世上就再没人敢说「性情」二字。和那些强烈个性相对应的习惯、癖好,其实都是乔布斯身上最有趣的地方。

例如,因为学禅,乔布斯始终奉行「鱼素食主义」,只吃鱼和素食,还为此专门请来大厨,把苹果总部的食堂改造得充满豆腐氛围。在乔布斯家里,只有很少的家具,似乎一切都是为静修准备的。

在不同时期,乔布斯的衣着打扮几乎就是几个不同时代的范本。年轻时要么像个嬉皮士一样长发、T恤、短裤、凉鞋,要么像小马哥那样一袭灰色风衣配上衬衣西裤,全都是那个时代最「潮」的时尚特征。随着年龄增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乔布斯几乎一成不变地将自己封装在著名的「龟脖衫」和牛仔裤的搭配里,这时的乔布斯更像个深不可测的哲人。

可在生活中,乔布斯就是一个大孩子。有一段时间,乔布斯喜欢一款保时捷的腕表,自己天天戴在手腕儿上显摆。如果有人注意到他的手表,当面夸这表好看,乔布斯就直接从手腕上摘下表来,当场送给对方,说:「恭喜恭喜,你懂得欣赏这款卓越的设计。」谁知几分钟后,他就又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块来戴在自己手腕上。其实,这个魔术也不是很难,乔布斯事先买了一整箱这种每块价值大约2000美元的腕表,送了一块,就再从箱子里拿一块戴上。

苹果前董事会成员彼得·克里斯普(Peter Crisp)回忆说,当年苹果刚上市的时候,金融大亨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自己家组织了一次庆祝苹果成功上市的聚会,邀请苹果高管和多位著名投资人、银行家参加。没想到,乔布斯带了不少苹果工程师跑去参加聚会。显然,乔布斯自己和这些从来不知道规矩方圆为何物的工程师都把这次聚会当成了周末海滩上的生日派对,好多人随身带了玩具和彩色的苹果商标贴纸,把洛克菲勒家里弄得乌烟瘴气。事后,洛克菲勒对克里斯普抱怨说:「下一次,千万告诉他们,别在我家卫生间的镜子上贴商标。」

乔布斯喜欢开车,从高中时就开着家里的旧车到处飞驰。最近几年,乔布斯一直开着一辆奔驰SL55 AMG在硅谷出没。这款车在乔布斯买的时候,售价大约是13万美元。

不得不说,乔布斯开车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从不安装牌照。据说,从Macintosh时代起,乔布斯就有不上牌照的习惯。警察来过问时,他总是说,因为自己是名人,每天都会被人偷掉车牌,还不如不装。为此,加州车管所特许他不装牌照上路──这可真是够拉风的。有一次,笔者和朋友在帕洛阿尔托闲逛,发现路边别墅外停着一辆有些眼熟的银灰色无牌大奔,这才发现,原来已经逛到了乔帮主家门口。就在这时,乔布斯的太太劳伦娜从门里走了出来,看到我们这班貌似狗仔队的不速之客,还友善地冲我们挥手微笑。

第二是经常把车停在苹果公司的残疾人车位。安迪·赫茨菲尔德在Macintosh团队时就目睹过这一现象。后来,更多的人拍到了乔布斯把无牌大奔停在残疾人车位的照片。赫茨菲尔德开玩笑说:「乔布斯可能是觉得,残疾人车位上画的那个坐轮椅小人的符号,是在暗示那是为公司主席专门留的(主席一词的英文Chairman直译过来是『坐椅子的人』)。」目睹乔布斯把车停进残疾人车位的法国人让-路易·卡西则嘲讽地说:「没想到,残疾人车位是给这种情感残疾的人准备的。」

除了喜欢吃鱼素食,喜欢穿「龟脖衫」,喜欢开无牌大奔外,乔布斯还喜欢拆房子。没错,我说的的确是拆房子。

1984年,乔布斯在加州伍德赛德镇购买了一套约1600平方米,有14间卧室的大宅子。这所宅子名叫杰克林公馆(Jackling House),是一幢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的建筑,由加州著名建筑师乔治·史密斯(George Washington Smith)设计,建于1926年,对美国这种历史不太久远的国家来说,这所大宅子绝对算得上一处历史文化遗产。

乔布斯在这所宅子里断断续续住过10年。1991年与劳伦娜结婚后,还把这幢房子当礼物送给了妻子。1993年乔布斯和妻子搬到帕洛阿尔托的新家后,就没去杰克林公馆住过。1998年,曾借给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使用过一次。

乔布斯明显不喜欢杰克林公馆的建筑风格。他说那房子是「他见过的最令人厌恶的建筑之一」。从2000年开始,他就再也不整修、打扫房子,任由杰克林公馆日渐凋敝。2004年,乔布斯打算彻底拆掉房子,重新修一幢精巧的小别墅。伍德赛德镇议会同意了乔布斯的申请。没想到,当地的文物保护主义者不干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团体,然后把乔布斯和镇议会统统告上了法庭。

2006年的法院判决不允许乔布斯拆除这幢有文化遗产价值的房子。乔布斯继续上诉。2007年,乔布斯败诉。当时,乔布斯曾通过他的律师发表声明称:「我为保护遗产付出了持续的、代价高昂的努力。」有三个未透露姓名的人愿意将整幢房子完好地迁移到其他地方,但迁移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乔布斯曾对法庭解释说,他想拆掉房子的主要原因是房子太大。这幢豪华的建筑有两条长长的回廊,回廊两侧排列着一间间的卧室。乔布斯说:「对我们一家五口来说,这幢房子太大,没有家的感觉。它从来都不是一幢真正有趣的房子。所以,我想在拆掉它之后建一所更小但要好得多的建筑。」

2010年3月,峰回路转,法庭推翻了2007年1月的判决,乔布斯又可以拆除伍德赛德镇的别墅了。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没等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人干预,乔布斯就当起了拆迁队的头头,开始指挥杰克林公馆的拆除工程。2011年2月,飞机航拍照片显示,杰克林公馆所在地已经成了一片瓦砾。

在拆房子这件事上,乔布斯的任性又赢了一回。而且,乔布斯已经向伍德塞德镇提交了新宅的详细设计规划。据说,新宅的预算是845万美元,面积只占原杰克林公馆的三分之一,大约450平方米的样子,有五个卧室,还有一个大的露台和一个能容纳3辆车的车库。房屋周围是碎石铺成的小路,以及两万多平方米的花卉、植物和蔬菜。一旦建成,「田园风光」这四个字也许就是最合适的形容词了吧。

最近几年里,乔布斯与媒体记者、普通用户乃至普通网友的电子邮件通信屡屡被媒体曝光,乔帮主不羁与睿智并存的真性情在这些电子邮件里显露无遗。

iPad刚刚在欧洲上市时,欧洲人民普遍抱怨iPad的售价比美国贵。愤怒的顾客纷纷写信责问乔帮主。没想到,乔帮主还真的给这些顾客回信,而且,是亲自用特有的「帮主体」让这些唧唧歪歪的顾客闭嘴。

这是乔布斯给一位英国顾客的回信内容:「拜托,发信前请自修一下贵国法律!根据法律,英国iPad的售价中必须包含增值税,大约18%。在俺们美国,售价里可没有税的哦。」

一位德国顾客随即发现,即便考虑增值税因素,德国的iPad售价也明显高于其他欧洲国家,更别说美国了。结果,他写给乔布斯的信也成了帮主开展普法教育的由头,乔布斯回信说:「拜托,要骂就骂你自己的政府吧!德国不久前刚对电脑开征了新的版权税。」

这两年,苹果iPhone手机和谷歌Android手机之间的战争如火如荼。乔帮主居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极尽讽刺、挖苦Android手机之能事。有一次,一位顾客就苹果对iPhone应用和内容的审查提出了质疑,他发信给乔布斯说:

「苹果公司现在越来越主观地决定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内容。比如,拒绝马克·菲奥里(Mark Fiore)漫画应用上线,以及对限制级内容的严格管制。我当然赞成让孩子们远离不良信息,但有时候我自己希望接触一点。我觉得这类应用应该上线,家长可以决定是否将其屏蔽。苹果又不是卫道士,苹果该做的是设计出非常酷的产品并把它带到消费者面前。」

乔布斯对此回复道:「菲奥里这款应用不久就会在应用商店上线,这只是个小失误。从道德角度讲,应用商店中决不会有成人内容。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我建议他买部Android手机。」

iPhone 4刚发布后,即遭遇「信号门」,用户手握金属边框时,手机天线居然会受到干扰。一位用户给乔布斯发邮件抱怨说:

「我喜欢我的iPhone 4,真的很棒,但我手一握住iPhone 4的金属边框,移动信号就不见了。看起来这还是个常见的问题。你们打算如何解决呢?」

「别用那种姿势拿手机就好了。」乔布斯回信说。

2010年5月,著名硅谷八卦博客「硅谷闲话」(Valleywag)的编辑莱恩·泰特(Ryan Tate)发邮件给乔布斯,质疑iPad并不是一件革命性的产品。没想到,这封邮件捅了马蜂窝,气急败坏的乔帮主像个网上灌水被人鄙视的愤青一样,接二连三地与泰特在邮件中唇枪舌剑,纠缠不休。

泰特:「如果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英国诗人和作家)今天20岁,他会如何看待你的公司?他会不会认为iPad与『革命』毫无干系?因为『革命』是与自由有关的。」

乔布斯:「是的,免于被某些程序侵犯隐私的自由,免于被某些程序浪费电池的自由,免于被色情内容污染的自由。是的,自由。当这些改变发生的时候,PC时代的老顽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旧世界正在消亡。就是这样。」

泰特:「《连线》杂志做iPad的本地应用是迫不得已,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在移植上浪费精力?……我已经确信,你们会控制内容和应用程序的审批。」

乔布斯:「天哪,你为什么苛求这种技术细节?此事无关自由,而是苹果想为用户做正确的事。用户、程序员、出版商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他们不想,他们大可不必购买iPad,为iPad开发程序或在iPad上发行。看起来,这不是他们有问题,而是你有问题。」

泰特:「你本有机会为手机和平板电脑设置一个新的平台,一个立足未来的平台。但看到你们玩这种集权和复仇的游戏,我很失望。我认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把自己关于成人内容、商业秘密、技术纯洁性的道德观强加于人。」

乔布斯:「你真是被严重误导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按我们的方式制造和保障用户体验。你可以提出异议,但我们的动机是单纯的。顺便说一句,你做过什么伟大的事儿吗?你创造了什么东西,还是只会批评他人的努力、贬低他人的动机?」

真的,看到乔帮主在邮件中不厌其烦地和对方打口水战,或是直接用讽刺、挖苦堵住对方的嘴,有时候真是觉得,乔帮主身上放浪形骸、不拘一格的嬉皮士风范是一生都不会改变的天性。无论乔帮主多么成熟,这种真性情都会在言谈举止中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呢?

禅宗说:「凡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

乔帮主的真性情,不就是一个曾苦苦修禅悟道、追求佛性禅心的人,在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中感悟和印证自我的不二法门吗?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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