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之夜,香烟的故事

作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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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白水的时候夕阳早已西斜了。踏上田间狭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小路时,由于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我的脑袋有点晕乎乎的。小路犹如一颗地中海秃头,路中间尽是沙砾,稍稍散发着夕阳燃烧过后的余热,而两边却野草蔓发长势凶猛。我抬眼望去,目光所及都是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的墨色,只有与稻田接壤的远空残留着一道道血丝般鲜红的晚霞。远处稻田上立着的稻草人在黄昏的余晖下淹没轮廓成了一道黑色剪影,原本严丝合缝的天空褪去脂粉后余下一两道彩丝般的或明黄或火红的缝儿,像是姑娘未卸净的妆容,又像是谁为了偷窥地上的生灵世界,匍匐在厚实绵软的云层中,在那儿夹了根细发带,只待第二天顺着发带轻轻一扒拉,满天的云层就像裁缝手里的布匹一样“嘶啦”一声断裂开来,露出底下的万象世界。

铭书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如同午后阳光一般的存在,既静默,又虚泛,有时它就明明白白地坐落在那里,却偏偏让人感觉下一秒就会消失似的,有点类似于我脑中那些不可多得的灵感,与之唯一的区别是,它就认认真真地摆在那里。每到周末,铭书店就会异常热闹,会有很多像我一样酷爱阅读与写作的人不约而同地汇集在那不大的一方角落,书店里每个圆桌周围都挤满了板凳,交流声细密地编织起一张网,并伴有让人心痒的电流声。在这个没什么艺术氛围的城市里,这些人的凭空冒出,像卡夫卡的荒诞小说那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时候,流浪歌手们也会背着一把古典吉他出现在这里,他们同时会带来一些原创的歌,或者给在场诗人们的诗句即兴配上和弦,哼出一段属于某个特定时刻的特定旋律,过了那个时刻,没人会再想起那首昙花一现的歌,包括歌手自己。

沿这条直直的小路一直走,走到一个岔路口,踏上那条盘桓在小馒头般的小丘上,如河流般弯弯曲曲的,野草蔓延的小道。一眼望去,一排笔直颀长的桉树像士兵般驻扎在一间泥瓦房后面。我走近泥瓦房,老罗正在房前的牛栏里,看见我来,笑着点头道:“嘿,可算是来了!我这等了大半天了。”

书店老板叫约瑟,一个年过五旬的中老年人,暗红色格子衫外总爱套一件上了年头的棕色风衣,衣服上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特有气息,靠近胸前的长方形口袋里总是别致地夹着一支派克牌钢笔,仿佛随时都会坐下来写出一首流畅的十四行诗,但事实上据我所知,他从不写作,无论诗歌、小说还是剧本。他只是喜欢阅读。在我们此前为数不多的交流里,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我开书店的目的同阅读几乎没什么不同,开书店只是为我的身体提供一个可供躲避的空间,阅读则是为我的意识提供一个躲避的空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年纪上去,要参加的婚礼也多起来了。每次出发之前,老王都会嘱咐我,拿点香烟回来。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老罗会被人叫做“老嘿”。老罗五短身材,六十几岁的年纪,由于那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看上去才不过五十岁的样子。薄薄的单眼皮下是一双亮晶晶的闪烁着狡黠光芒的小眼睛,鼻子也很短小,嘴巴也是,嘴巴周围长了一圈儿稀稀拉拉的乌青乌青的胡渣。老罗的跛脚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晃晃,实际上却很稳,看地上的深脚印就知道了。

我到达书店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晚祷大街街道拐角梧桐树上那只老猫还未醒来。阳光像一个暖融融的蜜罐,把它锁在了舒服的梦中。书店里早已人满为患,隔着马路都能听到阵阵朦胧而密集的交谈,像从信号不太好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沙沙声。我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如许多个周末的下午那样,推门而入的一刹那,翻书声、私语声以及唱歌声交织成一片,温柔地涌来。熟悉的场景让我感到自己像是在看着一张老照片发呆。

酒席上都是好烟,这我知道,可老王已经戒烟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包是必不可少的。费钱,又害人,为此妈妈和他吵过不知多少回。他向来摆一句,不给我烧香烟,等于要我性命。老王十六七岁就开始抽烟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妈妈穿着冬天的拖鞋,把撒在地板上的香烟一支一支踩扁、踩烂,然后落着眼泪碾起来,那姿势跟老王平时抽完一支后碾香烟屁股的样子差不多,只是脚趾头更用力些,晃得鞋头上几片蓝色羽毛颤动起来,直到烟草屑从纸管里挤出来。老王似乎站在旁边不响,具体我记不清了。记忆中只留下了那片柔软的蓝色。

打过招呼后,我走到牛棚前看了看那头牛。由于天色黯淡,只能看到深色的牛身,和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牛的身体随着呼吸起起伏伏,但这起伏之间却带着微微的颤栗,和厚重的喘息声。老罗打开牛棚顶上吊着的小灯泡,忙说:“按理说你赶到这里够累了,我该让你先去休息的,可是它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怕这样下去悬呐,怎么着也得吃东西啊。不吃东西可怎么行,辛苦了大半辈子到头来连吃都吃不下,那这活着还有什么味儿呢......”老罗絮絮叨叨地说着。

我看到老约瑟坐在一楼右数第三排的书架边,手里正捧着着一本神秘的小说用心地读着。专心的样子,仿佛周围的一切与他无关。书店里不乏一些鬼头鬼脑的可疑人物,正悄悄地将某本书塞进自己的衣服里面,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大步走向店外。没人出来制止,作为书店老板,老约瑟反倒像是对这一幕最视而不见的人。

老王成家很晚。他讲,男人嘛,急啥,要多白相相。白相的地方大约就是舞厅、茶室、台球吧、麻将桌这些烟味很重之处。白相到三十三岁,他才有了我。他讲,我只要女儿,养个儿子,同我一样拆天拆地,这户人家就不用做了。我读初中,老王已靠近五十了。2006年,我们全家正在看《超级女声》杭州地区的决赛,他指着一个叫翟梦的胖选手笑,笑着笑着,突然不能动了,送到医院,才知是得了中老年人常有的脑梗塞。住了院,打了很贵的针,挂了几天进口药水,老王缓过来了。临走,医生只说两点,一是降压药不能停,二是戒烟断酒。酒不担心。老王从不喝酒,没这个本事。小时候妈妈不在家,我和老王合伙开了一瓶叫健尔啤的饮料,抿了几口,两个人便昏昏沉沉躺着,直到妈妈回来,看到一大一小两张通红的面孔,笑得不行。烟呢,老王讲,这桩事体恐怕是要慢慢来的,今朝减一支,明朝减一支,到后面总会少下来了。

我打开随身的包,拿出工具便开始工作,而老牛一直在流眼泪。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刷刷”写了几行字。

此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一个女孩的歌声,明亮中带点沙哑,给人的感觉像深秋凉爽的风。我看到她坐在通往二楼的台阶上,抱着一把深红色的古典吉他,瘦小的脚上穿着一双笨拙的牛皮靴,浅红色的波浪形头发上别着一支蝴蝶形状的发卡,她朝我吹了个口哨,我踏着她四四拍的节奏走了过去,内心有些说不清的忐忑,那感觉,像缓慢而不由分说地通向一个夜幕下灯火通明的荒野的小屋,然后故作自然地坐在她身边,我感到她澄明的光芒洒向了我,如同月牙 的光芒,那种感觉实在无法描绘,她简直像从一个绘本里走出的、活生生的少女,遍身都是赋予人想象的、形而上的色彩。她朝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就继续唱起了歌。我的注意力无法保持在旋律上,虽然说,那种旋律属于让人忘之可惜的、擦肩而过的类型,但她的声音好过了一切,甚至能够将我带到童年记忆里的某些傍晚,车水马龙的、有炊烟弥漫的街道上。晚风温柔地拂来,她也温柔得像晚风一样,若有若无地走在我的身边。大概这种美妙的瞬间只能借由她的歌声通往,我有些恋恋不舍地听她的歌声渐落,半晌,才神情恍惚地回到了此刻,像历经了一次难以言说的、隐秘的旅行。

可是烟还没减到底,我初中也没读完,老王又发作了一次脑梗塞。这次之后,老王再不提烟的事了。走在路上碰到熟人,人家照例发一支香烟,老王摇摇手,摇摇头,意思相当坚决了。我和妈妈有时嘲笑他,谁呀,老早讲起来香烟是性命交关噢,随便怎样不能离手的噢,是谁呀。老王如何回应,我现在想不起了。毕竟对他来说,这是桩坍面孔的事体。幸而身体还在,工作也没有丢。他瞒着单位里的。

我跟老罗说,我先回卫生院去,第二天带了药再过来治牛。老罗两只粗大的手掌一拍:“嘿,瞧我这破脑子,我咋忘了?丫头你赶紧去招待所吧,天黑了路不好走呢。”

好听吗?我听见她说。

我告别老罗,往他手指的卫生院走去。再次踏上那条狭窄的田间小路,脚边的野草在朦胧的夜幕下显得恬静而顺从,才只不过几分钟,我的帆布鞋就被草丛间的露水打湿,透出微微的凉意。泛着蓝光的夜幕上撒了几颗白芝麻似的星星,东山头上冒出半轮苍白的月亮,像泪珠一样挂着。

我轻轻点了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口,我第一次感觉到言语的匮乏。

老王下岗很早。离了厂,不肯吃苦,只陆续打一些不动脑筋的临时工。看看大楼,看看路灯,看看仓库,后来进到电力局看看变电所,总算是稳定下来了。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工作很轻松。老王很喜欢待在变电所里的一天,除非领导视察,在封闭的空间里是很自由的。有电脑玩,有电视看,空调随便开,还可以研究彩票和翻阅地摊杂志,后来空了甚至在房子周围种花种草。下了班呢,反而要买菜做饭,任务很重的。他讲,我上班等于放假,下班等于上岗。妈妈却说,正因你挑这样的工作,才会赚不了大钱。老王讲,做啥啦,又不是我一个穷,谁人谁人谁人,都在当保安喏。

卫生院设了个招待所,招待的不只是上面派下来的医生,各方各面的人都有,像我这样由市里拨派下来的兽医,自然是住在卫生院的招待所。接待我的是个年轻的姑娘,扎着两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黑红的脸庞上透着青春的朝气。她为我登了记,然后笑眯眯地给了我一把钥匙,帮我把行李搬进房间。她拍拍手笑道:“这房间我昨天就收拾了,干净着呢。你早些歇了罢。”

能不能帮我个忙?她忽然开口说。

老王说的便是他的一群下岗同僚们了。振作的、不振作的、有野心的、好吃懒做的,兜兜转转,大部分人最后都沦落去看大门了。谁人在哪里,谁人又在哪里,全城地图可以画起来了。大家只是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一类工种换成另一类工种,培训的时候,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老王因病退休之前,最后一任对班,就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麻将的故事》里的四囡和对对吴,有一部分确实借鉴了这两个人的形象。

末了她大声笑着说:“哈哈,叫我银子就好啦。”

什么?我有点心不在焉。

老王和铁皮屋叔叔的相处方式是相互挖苦,从不说对方一句好话。一人说一人胖得像吹气球,一人便说一人瘦成非洲难民。又欢喜相互吹牛,屁点大的事情也能说上天。当个小队长就说成是大官,吃个贵一点的瓜则算御膳,小孩明明认真学习,非要说成轻轻松松考上第一名。以前我以为这是阿Q的意思,立场毛却跟我说不是,巴赫金在谈拉伯雷时专门讨论过吹牛的问题,它是一种劳动人民在精神上解放自我的手段,是个体自主性和意志力强大的表现。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而是大声讲出来,是集体宣誓和确认的姿态,很硬汉的。

房间很小,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副桌椅。从小学开始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记在上面。我翻开昨天的那页,看到上面凌乱的字迹,前日的种种又浮现在眼前,闭上眼睛似乎又能看到程天和煦而羞涩的笑,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一声一声打湿了氤氲着一大片墨迹的笔记本。

帮我找本书。

看着势不两立,老王和铁皮屋叔叔实际上是最要好的朋友。至少在事实层面上,铁皮屋叔叔给过的关心和鼓励,比亲戚更多更重。在老王因病退休的几年里,他不间断地来探望,别人带些明面上的保健品,他专带苏州阿小的蜜饯零食。尤其是2013年突发脑溢血,2015年又发现直肠癌,2016年底复发造瘘口,每一次大手术,他都在外面全程陪着。等到老王醒转来,则又开始挖苦和教训老王。老王是不会生气的,能开口了就嚷着要出去吃茶。养足精力,便开始回骂。现在想想,铁皮屋叔叔白天陪着,晚上还要硬撑着去值班呢。只是当时我一心挂着老王,并没考虑过铁皮屋叔叔的身体。2017年4月,老王因为肠梗阻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幸而那次他挺过来了。因为担心他再次肠梗阻,大家都劝他别吃太多,只有铁皮屋叔叔叫他多吃点。我也很害怕,心里却总想着,一味去想的事情,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于是竖着汗毛写了《麻将的故事》。最后的片段,如果真的发生,我实在不忍心让他饿死。肠胃病最可怜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开怀地吃,这对于喜欢浓油赤酱的老王来说,是很苦的。

程天是我的大学恋人,同事亲友们都说我泼辣爽利,他温和沉着,正好互补。程天是个老实人,院里同事时常求他代班,他一概应承,我气得骂他,他只笑笑说人家也不容易。无论我能耐脾气有多大,面对他我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这世上除了他,又有谁会对我打骂甘之如饴呢?或许每个像我这么毛躁的女孩子都会遇上像程天这样清风和煦的男孩,他愿意默默包容你的一切,彼此却都觉得这样很好。程天这么好,我怎么能失去他?

书?听到她的话,我有点感到奇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对吴的另一个原型,确实是一个同为保安的朋友,曾经在下班后来看望过老王,当天回家休息心肌梗塞过世了。我和妈妈并没有告诉过老王这件事。

医院里代班代任务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当我知道程天代替苏辞——一个很漂亮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外地出任务时,脑子“嗡”地一声炸了,立刻跑去兴师问罪,结果跑到程天那里时发现苏辞竟然也在那里,看见我来都不由得愣怔了一下。南方的雨季又闷又长,我把自己锁在家里。

嗯,一本叫做《晚风》的书。

白水的清晨格外明净,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连草尖上的露珠都晶莹剔透。我收拾好东西,就动身去老罗家里了,那老牛的情况不是很理想,耽误不得。

——无比熟悉的字眼,我确信自己在书架的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本书,但一时又实在无从想起,于是只得站起身,走到被那伙人搞得乱七八糟的书架旁蹲下来,手指顺着书架,从最后一层开始,一点一点扫过去,她则静静地在我身边等候。

铁皮屋叔叔喜欢抽烟。也许厂里的人绝大部分都离不开烟。上大学开始,每到学期结束,我都要去五角场的第一百货买一条上海牌香烟。实际上这种烟也是红双喜,不算名贵,只是这一硬壳金色的款式外地不多见。这是老王关照的,他说一定要买给铁皮屋叔叔,多不要,一条就够。我想他大概是想在朋友面前甩甩浪头。有时我不回家,老王也要提醒我早点去买好。暑假寒假,我带上香烟去铁皮屋里吃饭,他会给我一百块钱。后来打了工,我就说,算我送你的。他也不硬辞。男人毕竟不像女人们那样,喜欢推推搡搡,扔来扔去。我还送了铁皮屋叔叔的老婆一条夏天裙子。不是买的,也是别人送我的。吃完饭我带了两瓶自酿的葡萄酒回家。长大以后,我的吃酒本事超过老王很多了。

我到老罗的泥瓦房时他正在给老牛喂草,老罗一手递草,一手轻轻地抚摸老牛的头,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跟老罗打了个招呼,就开始工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里尔洛克的一本小说,虽然我想不起来了书里的具体情节,但依稀记得是一本飘散着童趣和浪漫的小说,像这本书名字本身一样浪漫。可惜的是,我找遍了书架上所有的书后,仍旧一无所获,只得朝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后来铁皮屋叔叔到了退休年纪,领了双份工资,就看不上我的上海牌香烟了。我想这是他甩浪头的方式。他不抽红双喜了,改抽利群,利群的各种款式本地都能买到。再贵的呢,我也送不起。老王说,那就算啦。

我把细细的针管缓缓插进老牛厚实的皮肤,老牛明显颤抖了一下。老罗又说:“我说阿旺你啊,这人生病了还得打针吃药的,你也没见我怕过不是?这不管是人是牛啊,活在世上就不能太不禁打,不然这一年到头苦的事情多了去了,谁不得忍着受着咧?”

不知什么时候,老约瑟悄悄来到了我们身旁,他合上手里的那本书,问:“在找什么?或许我能帮上忙。”

婚礼上的烟,中华、熊猫、南京,都比利群高档,老王叫我带回来,就是要给铁皮屋叔叔的。有一次妈妈很生气,因为我听了老王的话,把我那一桌的三包香烟全都拿回来了。她说,你这样做太坍面孔了。可是老王却说,做啥啦,香烟么,放在桌上本就是叫客人拿的,人家小姑娘不要,我们小哥拿回来,不是正好。妈妈还是坚持认为我们俩太不懂礼貌了。但是有啥办法,拿都拿了,总不见得还回去。我把烟放到老王病床旁边藏零食的小抽屉里。他关照我,小哥,香烟藏里面一点,不要抽屉一打开,就叫护工看见了。看见了不发,不好意思的。老王的礼节,和妈妈的礼节不是一种。我就把烟藏在抽屉最深的地方,看不见,手伸进去摸得到。

告别了老罗之后,我一个人走在田埂上,忽然觉得有点饿,才想起自己没有吃早饭,记得刚来白水下车的大路边有一家酒馆,顺着记忆找过去,果然看到门前挂着一面黑底红字小旗的酒馆,上面写着“菱花酒馆”。外面简单地摆着几张黑褐色的木桌木椅,一个清瘦精干的男人在窗口边瞥见我,点头笑笑和我打招呼。还未到饭点,店里面人不十分多,我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刚刚那个男人就是老板,他走过来问我点什么菜,我随便说了几样,要了一点酒,他就钻进厨房了。我眼角余光瞥到柜台上露出一张小脸,柜台很大,衬得她的脸愈小和 苍白,仔细一看,原来竟是个瘦弱的中年女人。很快老板就把酒菜端上来了。老板介绍自己叫王黎生。

难得见到他这样热情,我赶忙答道:晚风!一本里尔洛克的小说。

过几天再去,香烟已经摸不到了,抽屉里又多了几罐蜜饯。一问,果然铁皮屋叔叔来过了。

“我知道村里来了个女医生,今天一见你我就知道你是了。你刚从老嘿那里过来的吧?”我说是。

听了我的回答,老约瑟不知为何叹了口气,一股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

王黎生笑道:“老嘿这个人哪,一辈子都古怪得很,以前年轻的时候脾气爆得很,捅出不少事儿来,现在老了又絮叨极了,成天里烦人。”

他扶了扶眼眶,神色中带着些许惋惜对我说:“那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这本书被刚刚一个家伙藏在衣服里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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